張煒
《貝殼》的由來
談到過去，談我們當年做學生的一些事情，好像就有了許多話要說。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學校內外的情況與今天差別很大，特別是文化環境的變化就更大了。說起三十年前我們校園的文學生活，跟今天對比一下可以看出許多不同。
當年求學的情景還在眼前。當時恢複高考不久，每一級的入學間隔時間還沒有調整好，三個年級的學生在學校交彙的時間很長。這就有了更多相互交流和學習的機會，不同年齡不同地區的人在一起，說話南腔北調，特別有意思。
當時熱愛文學的同學比現在多，中文係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課談文學談語言，下課更是如此，大家常常就新讀過的作品討論爭論起來。七十年代末國內各大學都成立文學社團，據說與“文化大革命”前的傳統是一樣的。我們學校中文係有兩個文學社，後來合辦了一個文學刊物，那就是《貝殼》了。
一開始由我們文學社的幾個人擬了好幾個名字，找係主任肖平老師決定，他看了看說，就叫這個吧，我們在大海邊上，等於是揀回了一些美麗的貝殼。
第一期是手刻蠟板印出來的，這在我們眼裏漂亮得不得了。後來才是打印的，那已經是更高級的東西了。
我們刻蠟板的同學有一手好仿宋體，設計封麵和插圖的人能寫能畫，總之人才很多。那時學生當中不完全是稚氣的小臉，還有三四十歲的人，他們具有豐富的社會閱曆。
那會兒即便是剛剛二十多歲的人，也覺得自己經曆了很多事情，什麼都懂，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所以現在一看到青年人的那份驕傲，總是十分熟悉和理解。人應該有這股勁頭，這是衝勁。當年認為自己什麼都懂了，天文地理無所不曉，而且能夠迅速地閱讀，牢牢地記憶，頑強地消化。在這種情形下進步肯定是很快的。
除了上課，再就是嚐試寫作。有的寫詩，有的寫小說和散文。小說一般被認為是最難的，篇幅長，還需要有人物和情節。過去說的“寫書”，就是指寫小說。怎樣塑造出一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的人物形象，對我們大家都是一個誘惑。要寫出豐滿動人的人物，教寫作的老師不停地舉例子、強調，所以反而讓人有了神秘感。
初學寫作，最難的就是寫出一個鮮明的人物形象。當時處心積慮地想個不停，主要是圍繞“人物”。
我們有了刊物，就分別寫稿，分開欄目，各自完成“主打作品”。那時好勝心極強，一心要超過其他院校寄來的社團刊物。當年鉛印的院校刊物還不多，在今天看來都是很簡陋的。不過當時並不這樣看，隻覺得寄來的所有刊物都香氣逼人。這仿佛是一場較勁的比賽，既有趣又費力，四周吸引了很多的人。
同學們飛快傳遞彼此的一些閱讀信息，總是非常興奮。比如說一個人在閱覽室裏讀了一篇剛剛發表的作品，就趕快告訴大家。什麼刊物出了一個新的作者，哪一篇作品產生了影響，大家心裏清楚極了。那時候沒有網絡，基本上也沒有電視，就靠閱覽室來滿足我們。問一下，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那間大閱覽室了。我們在那裏度過了多少歡樂的時光、產生過多少激動。
還記得第一次看二十多寸的彩色電視，是在中文係合堂教室裏。看的第一個話劇是曹禺的《雷雨》，不久又看了德國作家席勒的《陰謀與愛情》。那種激動如在眼前：回到宿舍裏已經很晚了，還要討論劇情，多半夜都不願睡覺。看文學作品也是這樣，當年任何一個有影響的短篇小說或散文都不會被我們忽略。
由此來看我們熱衷於辦文學社和編刊物，也就容易理解了。
現在的標準
那時每年都有全國小說評獎，一次評出二十篇小說。我們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哪一個作品能夠得獎。就像打賭似的，每個人列出一個二十篇作品的單子，隻等新聞聯播公布結果。可見那時的文學公信力之強。一連幾年，大家猜中的都在十幾篇以上。這與今天完全不同。如今不要說在校的大學生了，就是著名的專家也猜不出。原因就是現在的文學標準改變了，變得空前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