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夏
跳下去，膽子就有桶那麼粗
我至今都有恐高症，一旦夢中有它就必是噩夢。人跳下去了，但靈魂驟然龜縮在心髒裏麵，被一枚釘子釘在橋欄上，等墜落到水麵的一瞬，它才像一顆子彈一樣穿過喉嚨射回胸膛。水花濺開的時刻，就是我撕裂黑夜的恐怖叫喊。
在七十年代的頭四年，我十二三歲，已跳完了錦江上的主要大橋。每次回成都，經過南門大橋（或叫錦江大橋，就在錦江賓館的旁邊），我都要抽空來到橋邊，扶摸著乳白色的橋欄向下久久凝望。翻砂工藝的橋欄還像從前那樣細潤可手，當你抹開浮塵，在成都難得的陽光下麵，仍能看到水泥被風雨衝刷後，含在裏麵幾點針尖般的金砂在閃爍。河水已經變了，從深綠色向黑色流去，被下遊的攔河壩隔成了幾乎靜止不動的堰塘，散發著淡淡的刺鼻氣味。聽說隻有在重大節慶日或重要人物來成都時，上遊才獲令開閘放水，用岷江的新水衝刷河道。
1970年代初，全國人民都在反反複複看兩部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在後一部片子裏，一夥白軍特務開會密謀要暗殺列寧，打進敵人內部的紅軍衛隊長為了把這一緊急消息送出去，把生死置之度外，大叫一聲“瓦西裏”（紅軍警備部隊指揮官），從三樓的窗口跳了下去。這一悲壯的跳樓情節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好像比當年抗日的琅玡山五壯士跳崖的英雄形象更深入人心。王朔的小說《動物凶猛》中，一個孩子從煙囪上跳下來摔死了。薑文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就複述了這個情節：夏雨從工廠很高的煙囪上高喊一聲“瓦西裏”跳了下來，在朋友和戀人寧靜麵前，以英雄之舉證明自己還可以。
我們住家所在的市物資局六層辦公樓，為五十年代所建，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是成都鹽市口和東大街一帶最高的建築物。那時的建築空間都很高，每層都在三米以上，再加上一樓的墊層，二樓一般會離地四米。從辦公樓的一層到二層，樓梯拐彎的地方有一扇大窗戶，窗台有我們小孩子的胸口那麼高。我們一群中大一點的孩子，有彭勇、萬裏、戴永康、李躍進等，爬上窗台，鑽出窗戶，每跳下去之前，都學著電影裏大喊一聲“瓦西裏”。完了就是我們小一點的娃兒往下跳。記得剛開始的時候地麵有一堆沙子，可能有這樣一種保護的東西，大家才有膽子往下跳，可後來這堆沙被拉走了，大家仍冒起膽子往下跳。孩子之間常有人提醒說，強盜被殺死後，把他的膽挖出來，居然有桶那麼粗。所以大孩子對我們說，跳吧，跳下去了，你的膽就會長大一點，多跳幾次，你的膽子就有桶那麼粗了。
我那時十歲，剛上小學三年級，人矮，好不容易翻上窗台，鑽出破窗戶，戰戰兢兢站在窗台上。記得那是夏天，熱風吹著我臉上的汗珠，我的膝頭在微微打抖。我聽到心髒就在我的喉嚨裏跳動，我腦袋裏一片空白。窗子下麵是一排很老的桉樹，樹皮皴裂而鬆柔，樹根下麵一堆沙子變得很遠很小。一群娃兒仰頭笑嘻嘻地看著我。
我向毛主席保證，我們每個人都做過同樣的夢：從懸崖上跳下去。急劇的墜落感撕扯著我們的肢體和心髒，猶如你被綁在過山車上，從最高處向下猛衝，除了驚聲尖叫，我們對自己被控製的命運無可奈何，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任其墜落，這絕對是一種死亡的感覺。這種動物生存的本能反應，深深隱藏在我們的基因中，潛伏在我們夢裏。有幸我們每個人在有生之年都體驗到了，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大叫一聲從噩夢中醒來，這一聲喊叫必將震動黑夜，將更多的人驚醒。
大人們常說，夢見跳崖，一蹬腿把自己驚醒了，說明你身體長高了一截。後來我看了很多動物的片子，群居動物在過河時，不管眼前麵臨著何等危險，都必須跳下去遊過對岸。隻有那些虛弱的才被湍流衝走、被鱷魚吃掉或膽怯地留在了岸邊。就像《周易》中的“即濟”和“末濟”兩卦。渡過河的就安然無恙，未渡過的必有大難。
可能隻有人類是反自然的生物種類，在六七十年代，可以感受到我們國家也像跳樓的感覺一樣，在向深淵急劇下墜，而不知何時能到穀底。麵對中國社會這條滔滔大河，為了生存，我們本能地都跳下去了，而那些不跳下去留在岸上的，恰恰不是族群中最虛弱的，而是中國最強硬最睿智的種類，但是他們的命運和那些留在岸上的動物一樣，存活率極低，命運大多無善可終。
當屁股猛地摔在沙堆上，兩腳陷在沙子裏，我從沙堆裏爬起來的時候，並沒有人為你喝彩。但我十分興奮，心髒還在狂跳，小蛋蛋還在發痛，滿嘴滿臉都是沙子，我又和其他的孩子一樣，紅彤彤著臉，再次跑上了二樓。離地雖然隻有兩米多高，但頓時覺得自己長了一大截，膽子居然也有湯碗那麼大了。迎風站在窗台上，像個英雄。
天鵝湖裏的夢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