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4年秋天的一個深夜，我接到了報社的一個電話。
“有一個中國人被她老公趕了出來，你可不可以暫時收留她一個晚上？本來我不想找你，可是她已經從靜岡跑到大阪去了。”
“合適嗎？我不認識她。她是否可以住旅館？”我說。
“她出來時，什麼身份證明都沒有帶。其實，還不是住哪裏的事，她打電話哭哭啼啼地對我說了一個多小時話，她覺得自己活得很辛苦，想找人說說話，我就想到了你。我保證她不是壞人。”對方又用無奈的口氣說，“她已經被多次趕出家門，第二天，等到她丈夫酒醒了，就會接她回家的。但她這一次不想輕易回家，她要讓他長一些記性。”
再苦也不必半夜三更吧，明天行不？我即使想寫書，也沒有想到過半夜三更采訪別人。別人都說，晚上寫書心靜，可我不是也睡覺了嗎？我也被對方的話弄得哭笑不得了。想是這樣想的，可去還是要去的。
於是，我爬起身來穿上衣服，我丈夫也跟著我穿上衣服，與我同去，給我當司機——其實，他一向都很“乖”的，我經常說，是我娶了他，是我使喚他，這讓我在討厭日本鬼子的中國人麵前，多少有一些臉麵。每當日本對中國有些過激行為時，我吐口水，我也讓他吐，他不敢在我麵前說一句屁話。
按照地址，我們來到地鐵車站，這裏來去的人已經不多了，燈光中可以看到幾個來去的身影，我們還沒有看到她，倒是看到幾個從墓地裏爬出的陰屍——幾個年輕男女穿著白色的綢緞，腰上還掛著一個骷髏，這正是這些朋克男女夜生活的時候。他們的打扮雖然怪異，可也不是什麼壞人。
站台上的椅子上就隻有一個女人在四處觀望著，但她還抱著一個孩子，不像是等我們的人，然而她看了我們一會兒，卻向我們招手了。
“我叫餘征秋，你是接我的大姐嗎？”她說。當得到我們的回答後，她又說：“我早就看到你們兩個人了，可報社說是有一個大姐來。給你們添麻煩了。”
“這是你的孩子？”
“嗯。她跟我跑了一晚上，都累得不行了，上了車就睡了。”
我突然間血往上湧：“你丈夫把你和孩子都一起趕出來了？”
“不是，是我出來的時候，孩子跟在我後麵跑。”
我示意丈夫把她孩子抱到車上，然而也許是孩子感覺到是陌生人抱她，立即就醒了，掙脫我丈夫的手哭了起來：“我要媽媽。”孩子說的話竟然是漢語。
“這是你與你的日本丈夫生的孩子？”我問。
“當然是了。”沒有想到她有些生氣地說，“他喝多了的時候，也這樣問過我，可我讓他帶著孩子做DNA鑒定，他又不去。其實，他是很喜歡美惠的。”
“你一開始就教她的是漢語？”我對她肅然起敬。
孩子一下跑到了她懷裏去，也就不哭了。她說：“什麼都教的，本身就在日本生活，還是日語教得多一些，隻不過她現在和我說的都是漢語。”
“你與你丈夫是不是因為教育孩子的事，才有很多矛盾的？”
“這不是主要的，其實，還沒有孩子之前，他就經常趕我。”她隨後對孩子說：“叫叔叔、阿姨。”
孩子還是困得不得了，閉著眼睛叫了我們兩聲，依然是很純正的漢語，但與餘征秋一樣，帶著南方口音。上了車，孩子在她懷裏又睡著了，還用小手抓住她的衣角，仿佛是怕媽媽又把她交給誰似的。所以幾次我伸手想去摸摸她，卻又把手縮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