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未到晨鍾夢已闌”
《重遊小蘭亭口占》(1904年10月作於上海)詩前，李叔同作有一短序，以示其時之心跡：
重遊小蘭亭，風景依稀，心緒殊惡，口占二十八字題壁，時九月望前一日也。
詩雲：
一夜西風驀地寒，吹將黃葉上欄幹。
春來秋去忙如許，未到晨鍾夢已闌。
寒流一夜襲來，黃葉顫抖翻飛，隨風而逝，樹葉猶如此，人又何以堪。自然環境的蕭瑟淒迷，更加重了詩人心緒的沉重。此七言絕句飽含悲戚、意冷和失望，作者以傳統詩詞，借景抒發忿悶意緒，慨歎諸多的不曾料想，諸多的寄望落空……春秋更迭，暑往寒來，滿目秋景成瘡痍，期盼憧憬化為煙。時代社會的大變局中，人生之夢幾經沉浮，鍾鳴破境已闌珊。全詩雖未明示，但充滿對生命意義的質疑，作者的內心深處是不盡的無奈與苦澀。
心緒何以“殊惡”？人生的“夢境”又緣何漏盡更殘？
餘英時先生在論及中國的“士”傳統時指出：
最遲從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已逐漸取得一個共識：“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複返，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知識人(“intellectual”，通譯為“知識分子”)，知識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傳統的結束……十九與二十世紀交替之際是關鍵的時刻。如果要進一步尋找一個更精確的日期，我以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廢止是一個最有象征意義的年份。這一點和“士”的性質有關，不能不略作解釋……從社會結構與功能方麵看，從漢到清兩千年間，“士”在文化與政治方麵所占據的中心位置是和科舉製度分不開的。通過科舉考試(特別如唐宋以下的“進士”)，“士”直接進入了權力世界的大門，他們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製度的保障。這是現代學校的畢業生所望塵莫及的。著眼於此，我們才能抓住傳統的“士”與現代知識人之間的一個關鍵性的區別。清末廢止科舉的重大象征意義在此便完全顯露出來了……這是“士”的傳統的最後一次“斷裂”；但這次“斷裂”超過了傳統架構所能承受的限度，“丸”已出“盤”，“士”終於變成了現代知識人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5-6頁。。
餘英時先生用了一個著名的古典譬喻。杜牧《注孫子序》論“盤之走丸”說——“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這一譬喻形象生動地道出“盤”(“士傳統”製度架構)與“丸”(“士”)於文化斷裂時代中的最後一次斷裂關係。
身處如此時代，李叔同既曾是“盤中之丸”，亦是被“一夜西風”吹上欄幹之“黃葉”——科舉製度崩塌後的“出盤之丸”。
延續了千年的科舉製度至20世紀初，已麵臨改科舉、興新學的大勢緊逼。李叔同於1901年夏秋間曾先後考中上海“廣方言館”備取生和“南洋公學”特班生，他選擇了“南洋公學”。1902年秋，李叔同在南洋公學就讀期間，又參加了省級科舉“鄉試”。也就是說，李叔同此時既置身、就學於“新學”之學堂——“南洋公學”，卻仍顧盼著眼見行將就木的“舊學”體製——省級科舉之“鄉試”。文化斷裂時代的青年，“春來秋去忙如許”，殫精竭慮，耗盡心力，奔忙於兩種截然不同的進身路途上。這一年夏天，清廷下詔，令各省補行因“庚子之役”(“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入侵北京等)而中斷的“庚子正科”和“辛醜恩科”，實行“恩正並科”。這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最後一屆科舉鄉試。然而，與封建時代的許多俊才學子的遭遇一樣，李叔同沒有考中舉人。接下來的1904年，最後一次殿試在北京舉行，其時，由年屆70大壽的慈禧太後欽定。“名字吉祥”的劉春霖，頗富戲劇性地成了末代狀元。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等朝廷大臣聯名啟奏廢除科舉製、推行新學，朝廷發出上諭，下令自1906年起，所有鄉試和會試一律停止。至此，自隋、唐以後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科舉製度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