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麵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麵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狄更斯《雙城記》
閱讀2011年的隨筆，腦子裏總是纏繞狄更斯的這段話。這是讓人輾轉不寐的話，一想起心裏就有莫名的躁動，骨子裏仿佛添加了別樣的物質。狄更斯這話頭本來是對法國大革命而言的。那是震蕩的時代，那是血與火的時代，是方生方死，是絕望時希望，是血汙與啼哭，是產床與墓碑，是破壞與打碎也是祈禱與重建。在大變革的時代必有大撕裂，在血水裏浸泡，在沸水裏蒸煮，在清水裏滌洗。但是當下呢，我們身處的當下，這是怎樣的時代？
怎樣的時期？我們心緒茫然，真不知如何命名這種情緒：是說愛還是言恨。
你要愛這個時代就托生在這個時代吧，這是天堂；你要恨這個時代就托生在這個時代，這是地獄。但無論是愛或者恨，你無法脫離這個時代，你已經綁定在這個時代，就像我們不能自己揪著自己的頭發脫離地球。同樣，我們的身家性命，我們的父兄姊妹，我們的妻兒，都綁定在這時代，但即使如此，你就能說我們愛這時代？真的是想說愛你不容易。
誰為辛亥革命結賬？
2011年是辛亥百年，我們身處其中，看到了很多的熱鬧的慶典，看到了很多舉止都指向了百年前的把滿清打個大洞的第一槍，當然也有很多的文字自然會牽扯到那年的人與事。瞿駿的《文明的痛苦與幸福》給了我們別樣的解讀，他從孫中山的話“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做革命”說起。但是經曆文明之痛苦，一定就會有文明之幸福嗎？
看看20世紀上半葉中華大地血流成河，你會想到一個成本的問題，整個國家如架在熱鏊子上，翻來覆去，先是鬧騰義和團，廢八股，接著是革命黨人屢敗屢起的流血暴動和暗殺……種種苦痛遍被華夏。期待的“共和政體成，專製政體滅”的果子落下了，然而“文明之幸福”並沒來到，人們還是像等待戈多，翹首代之。辛亥革命之後的夜更沉了，民族的危機更重了，其後的動蕩是否仍要記在辛亥革命的頭上？1911年、1928年、1949年三場革命相距不過三十八年，如同鏊子上翻滾。在這進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前人所謀的“幸福”非但對後人所謀的“幸福”毫無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後快的“痛苦”。往往當宏偉目標還是海市蜃樓時，已有的努力與建設就被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革命結果呈現出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複雜麵相，民族類如飄蓬，百姓輾轉溝壑，過後思量：辛亥革命隻是推翻千年帝製建立民主共和的符號，龍旗是撤下了，共和的口號也喊了，雖然我們也有了民主體製，但很多的封建的鬼魂和因子還殘留在我們的血液裏，如現在很多餐桌上農產品殘留的農藥一樣，帝國的陰魂和陰氣還在彌漫著。在辛亥革命百年時回望辛亥革命，人們不禁感慨革命不是首要的，首要的還是在啟蒙。
對辛亥革命深刻反思的還有張鳴，2011年他出版了《搖晃的中國》，張鳴認為一次偶然的倉促的武昌首義竟然推倒了在這個大地上如同鬼魂一樣纏繞中華民族的兩千多年的帝製。但將辛亥革命的勝利隻是簡約地歸結於偶然事件顯然太不負責任，也太輕巧，但我們追問的是：100年前的中國果真擁有建設共和與民主的條件嗎？共和的產床真的已經鋪好？奶粉尿布都已齊備？張鳴將“鏡頭”拉回到那個紛亂、搖晃的中國。張鳴認為，武昌起義前的中國處於改革時期，是有史以來最認真的改革——1903年至1911年的新政，總體上看效果不錯，財政狀況好轉，當時的中國局麵有了一定改觀。1911年國家財政收入超3億兩白銀，各省都有結餘，而湖北結餘最多，有4000萬兩存款。
張鳴說，辛亥革命前，清朝進行政治改革——預備立憲，媒體也成氣候了。
但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內閣，13個閣員旗人占9個，漢人4個，全國大嘩。
湖北谘議局議長湯化龍到京抗議，滿清親貴收權、收回地礦鐵路資源的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得罪很多最不該得罪的人，引起地方強烈反彈，也葬送了新政。“最有力量的士紳立憲派從支持朝廷轉為反對朝廷”，立憲的失敗和革命的成功都充滿了偶然性和必然性，與整個社會不斷變換的曆史背景相關聯。張鳴告訴大家：今天紀念所謂“辛亥革命”的精神不是希望它搞起義，而是反思為什麼不能和平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