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為三幕二十七場戲，由延安中央黨校大眾藝術研究社集體創作，楊紹萱、齊燕銘等執筆寫成，延安平劇院於1943年底排演。《逼上粱山》取材於《水滸傳》，寫林衝為形勢所迫上梁山鬧革命的故事。劇作演出後受到人們的極大歡迎。毛澤東看後，當即給劇作者寫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所以值得慶賀。”並稱道該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此外，京劇改編中有同樣取材於《水滸傳》的《三打祝家莊》。當時延安還演出了《戰北後》《史可法》《保衛邊區》《中山狼》《進長安》等劇目。這樣，京劇就從舊有的古板的程式中解放出來，改編成時代性強的各種現代戲，京劇得到進一步發展。
傳統戲曲改革取得較大成就的劇種是秦腔。柯仲平、馬健翎領導的民眾劇社先後編演了《查路條》《十二把鐮刀》《大家歡喜》等。其中，取得較大成功的是馬健翎（1907—1965）的代表作《血淚仇》和《窮人恨》。
在解放區進行轟轟烈烈的新歌劇創作和舊劇改革的同時，也在創作方麵為話劇的民族化做出重大貢獻。這一時期話劇創作主要反映了解放區農民和部隊的戰鬥生活，值得一提的有《把眼光放遠一點》（胡丹沸，1942）、《同誌，你走錯了路！》（姚仲明、陳波兒等，1944）、《李國瑞》（杜烽，1945）等。另外，解放區話劇還產生了一批表現工人、知識分子生活和思想鬥爭的劇作，如劉滄浪、陳懷皚、陳淼等創作，魯煤執筆的四幕話劇《紅旗歌》，賈克、趙尋、軻犁等創作的《民主青年進行曲》和吳雪、陳戈、丁洪、戴碧湘等改編的《抓壯丁》等。
國統區戲劇創作
戲劇是中國抗戰文藝中的一支生力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左翼戲劇運動在抗戰中得到進一步發展。抗戰後期，特別是1941年皖南事變後，包括戲劇在內的文藝事業遭遇重大挫折。許多進步作家遭到逮捕和暗害。國民黨當局通過采取對劇本的審查，對演出場地的限製，甚至對演出收取高額“娛樂費”等手段對進步戲劇進行封殺。處在高壓政策下的國統區戲劇工作者麵臨失業的威脅和生活的重壓。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帶領著中國戲劇運動繼續走向成熟。國統區重慶曾一度成為“中國現代戲劇的中心”。麵對外敵入侵和國民黨的殘酷統治，“當時戲劇之抗戰和民主兩大主題，至此得到有機的統一和深刻的揭示”。這期間重要的戲劇團體有重慶應雲衛領導的中華劇藝社，於伶領導的中國藝術劇社，桂林有杜宣任社長、田漢任名譽社長的新中國劇社等。這些劇社和他們的戲劇藝術家為中國戲劇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艱難的努力，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1944年2月桂林舉辦的西南戲劇展覽和南方三十多個劇團的演出，都是中國戲劇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由於上述三大劇社和中國青年劇社、上海劇藝社、上海實驗劇社等進步戲劇團體的努力和堅持，先後在上海、重慶、無錫、桂林等地以戲劇或電影形式演出了《麗人行》《升官圖》《捉鬼傳》《嫦娥奔月》《清明前後》《歲寒圖》《雞鳴早看天》等劇作，產生積極的影響。
國統區戲劇創作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下仍然保持一定的創作勢頭，為中國現代戲劇發展提供了一批質量上乘、藝術可嘉的作品。這些作品取材廣泛，內容豐富，按題材和類型，可分為曆史劇和現實劇兩大類。曆史劇創作上，比較有代表性、成就較高的是郭沫若於1942年一1943年寫成的《孔雀膽》《虎符》《屈原》《高漸離》《南冠草》等，陽翰笙（華漢）的《天國春秋》（1941）、《草莽英雄》（1942），歐陽予倩的《忠王李秀成》（1941），阿英的《李闖王》（1948）和“三大南明史劇”即《碧血花》（又名《明末遺恨》、《葛嫩娘》）、《海國英雄》（一名《鄭成功》）和《楊娥傳》，於伶的《大明英烈傳》，楊村彬的《光緒親政記》，等等。在現實題材劇作的創作方麵，有曹禺的《北京人》（1941）、夏衍的《法西斯細菌》（1942）、《芳草天涯》（1945）、茅盾的《清明前後》（1945）、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1942）、《捉鬼傳》（1946）、《嫦娥奔月》（1947）、於伶的《長夜行》（1942）、陳白塵的《升官圖》（1944）、宋之的《祖國在召喚》（1942）、袁俊的《萬世師表》（1943）、沈浮的《重慶二十四小時》（1942）、洪深的《雞鳴早看天》（1945）、夏衍、宋之的、於伶合寫的《戲劇春秋》（1943）、田漢的《麗人行》（1947）、瞿白音的《南下列車》（194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