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有識之士提出了現當代文學的整體觀問題，並力圖貫通曾被政治意識形態“阻隔”的現代與當代文學的曆史。“整體觀”或者“20世紀文學”的構想是帶革命性的，它使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掀開了新的一頁。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卻發現，在獲得了一種宏觀學術視野的同時，或者在被輸入了一個新思維框架的同時，我們並沒有真正獲得如何“貫通”和將整體觀“具體化”的途徑，整體觀也還沒有真正滲透進文學史的骨骼和血脈之中。因為我們需要追問：究竟在哪些重大問題上，現、當代文學原本就是貫通著的？它們又是以何種形態貫通著？我們用怎樣的“燈光”才能照亮、發現、揭示和描述這種貫通？這裏應該既有思潮、精神上的貫通，也有文體、方法和作家跨代上的貫通。然而，答案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在時間的河流裏，原先的畛域正在日益模糊，而“貫通”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了。對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來說，這就形成了一個有待於不斷發現的學術空間。
一、“既分又合”——“分期”再認識
這部文學史采用了“中國現當代文學通史”的書名，意在強調，現代和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就史的意義而言，任何曆史都是斬不斷的河流，所謂古代、近代、現代、當代之類的劃分，無非是人為的拆解——既為斷代史，就不無切割之意。這種“切割”，應該是人類曆史理性和文化反思精神的表現。例如，就科學意義而言，把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分開，是因為它們之間好像河床斷裂後形成了瀑布，落差明顯且麵積很大，可是，在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似乎就沒有如此之大的落差了，所以才有人說，“將中國從古到今的文學以1917年為界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古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文學時期——是適宜的”。
早先的多種現代文學史，曾經以社會政治時段劃分，有的甚至以黨史和軍史時段來劃分，比如按照“五四”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麼一路排下來的敘述方法，就與社會政治史或“階級鬥爭史”完全重疊合一。而且，多年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被分成兩個概念，兩種形態，兩門課程，並作為兩種截然不同背景下的性質完全不同的文學史來講述。在這裏，社會政治背景的不同，不同政治背景下文化語境的不同，以及不同文化語境下文藝思想的分野和交鋒，被過分地誇張出來。這種述史方式，頗多二元對立的思維和非此即彼的兩分哲學理念，從根本上說，它受到太多社會學方法、階級分析法、政治決定論的影響，以至造成了對文學本身規律性的遮蔽。回頭來看，這種方法對文學史的寫作是多麼不倫不類！在特定曆史語境下，這曾是唯一的治史方法。然而，文學的內在規律是不會斷裂的，隨著外力的減壓，內在的關聯性和深刻的延展性就自然地浮出水麵。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社會政治決定論式的文學史敘述方法逐漸消解之後，當某些曾經非常顯赫的外在因素日漸淡出之後，我們看到，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由於文學內在規律的貫通性，“分”的因素在逐漸淡化，“合”的因素在逐漸凸顯，相互的融通之點越來越多，它們開始自在地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出來，並繼續演進著。
本文學史仍沿用了使用過五十年的概念，承認原來對現代和當代的劃分是有深刻根源的，難以貿然取消。關於分期問題，當今學人提出了各種各樣新的見解：比如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於1985年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主張把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與此相呼應，陳思和在《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中，主張打破現代與當代的學科界限，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延續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它與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文學、與台港澳文學，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難以分割的文學整體；此外，“百年文學”這一提法也頗風行，它包含兩種不同的含義：一是倡揚打通近代與現代的藩籬並把近代文學並人現代文學，也即把現代文學的上限提到1840年左右；一是以範伯群為代表，力主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界碑。另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處於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的過渡期，尚不具備現代性，隻具有近代性，因此，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文學，故而隻能以“近代文學”稱之等等。在當代文學方麵，有人提出了將已經展開了長達五十多年的“當代文學”——大大超過了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時段——加以明細化的意見；還有人主張，隻將最近十年的文學稱為“當代文學”，其他的一律歸入“現代文學”。在這些意見中，“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流布最廣，現已有多種“20世紀中國文學史”問世。盡管這一提法顯示了宏觀、大氣的學術視野，擴大了文學研究的範圍，並力圖建構開放性、整體性的學術格局，但證之於曆史本身，卻不無某種“理想性假定”的成分，甚至受到了“西曆”的公元、世紀式統計法的潛在影響。我們之所以未敢貿然接過這一分期概念，也是因為感到上述提法尚不足以撼動原有的現當代文學史的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