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鄉村審美經驗圍困城市欲望
一、城鄉分離的現實背景
中國在傳統上是個農業社會，所以“鄉土中國”的思想一直影響著人的存在意識和存在方式。新中國成立後，人們告別了過去的社會，逐漸接受西方當代文明，對於現代化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舉行，毛澤東在會議報告中指出，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也將由鄉村轉移到城市。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由非執政黨轉變為執政黨，正如毛澤東所預見的那樣，共產黨由戰爭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轉移到“由城市領導鄉村”的城市工作重心上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中說：“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
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係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
①毛澤東的講話發表之後，共產黨的大批幹部從農村進入城市，引起城市社會生活明顯的變化。“在這些人當中，一部分原來生活在城市，參加革命後到了農村，隨著革命勝利再回到城市；另一部分原本就是貧苦的農民，如今進入了他們既十分陌生、又感覺新奇的城市，他們以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影響著城市，而城市更以特有的文化氛圍改造著他們。”
②城市，對大多數管理者來說，存在著城鄉不同的生活習俗與社會理念的衝突，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文化習俗的碰撞。城鄉對立是一個客觀存在。城市是作為現代化的產物，也是現代化的象征。“高樓大廈、商貿中心、巨幅廣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號，表達了人類社會對現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事實上也就是城市化、商業化的過程。但是喧囂熱鬧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一方麵，它的各種符號——包括城市地圖、街區分布、各種標牌明示的場所如商店、飯館、劇場、咖啡店、酒店以及處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門，這些不同的城市符號仿佛都在向你發出邀請和暗示；一方麵，城市的這些符號又是一種冷漠的拒絕，它以“陌生化”的環境——建築環境、語言環境、交往環境等拒絕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規則”將其塑造成了一個曖昧的、所指不明的場所。對於有著強烈的農民文化記憶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對城市的看法一開始就是十分複雜的。城市既是商業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現代化的表意符號，同時又是引誘享樂、聲色犬馬、腐敗墮落、香風毒霧的所在。”
③對此，城市自身也成了一個矛盾集合體，城市既是高度的現代文明與文化的場所，又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地方。同時，城市與鄉村本身也存在矛盾與對立。馬克思說：“城鄉之間的對立隻有在私有製的範圍內才能存在。這種對立鮮明地反映出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這種屈從現象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每天都不斷地產生他們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這裏勞動仍然是最主要的，它是淩駕於個人之上的力量；隻要這種力量還存在，私有製也就必然會存在下去。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社會統一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誌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
①也就是說城鄉之間的對立不僅客觀存在，而且在一定範圍內將長期存在。同時城鄉之間有戶籍壁壘，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1957年實行了控製戶口轉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其中第10條第2款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作出了約束性的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證明，向常住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出入手續。”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壁壘，不僅在人們的心理、文化與習慣習俗上存在，而且在政策上也有限製。
在此背景之下，城市時代悄然來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已經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但是城鄉的對立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如何消除城鄉之間的對立呢？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曾從政治上做了深入的闡釋，“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消滅家庭，消滅私人經營，消滅雇傭勞動，提倡社會和諧，把國家變成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所有這些主張都隻是表明要消滅階級對立，而這種階級對立在當時剛剛開始發展，它們所知道的隻是這種對立的早期的、不明顯的，不確定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