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文學是人學的定義是否確定，文學與人生的關係密不可分。文學是人生意識的心靈化和情緒化的藝術表現。如果說在創作實踐和理論評判上一個趨於認同的論題是文學反映生活的話，緣此思路推究下去，生活的中心是人的實踐活動，那麼反映人生的物質實踐和精神追求，展示人的意念、欲望、憂愁和歡愉等等，各種顯著的和隱秘的，犖犖大端的與纖毫芥末的，都是立學題目的應有之義。
所幸的是，當我們以此來檢視和評估當今小說創作的題旨追求時，看到這種深入對人生意識開掘、表現和提煉的文學實績。新時期以來文學題旨日益豐贍和深厚，構成了氣象萬千的文學景觀。文學擁抱生活成了獨特的文學麵貌。但如果沒有今天改革開放的社會情勢，沒有生活日新月異的四化大業創造的偉績，沒有社會公眾的讜議定論對人生主體精神世界的尊重和確認……總之，沒有曆史新生麵貌，也就不能形成多樣的文學勢頭，就沒有文學主體性複歸和對人生價值的確認和高揚，這是文學的也是曆史的轉機。
對當今多姿多彩的文學現象進行梳理和剖析，我們選取人生意識的角度來評估當代小說的不同題旨追求。人生意識作為特指又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廣義的是指人在一定社會曆史聯係中對於社會對於自然對於自身的種種對應同構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人的精神現象和實踐活動的總和；狹義的指人的欲望，情態之於社會曆史的某種特定的符合一定功利原則規範的思想特征。我們在分析當代小說的複雜豐富的藝術世界時，把前者作為引導進入這一領域的向導。因此，試圖從它的社會曆史層麵文化心理層麵和生命自然層麵來闡述。
一
文學的人生意識在它的顯層次上表現為對社會曆史的熱情。人是社會曆史生活中的主角，人的社會關係構成人生的壯觀巍峨的側麵，構成人生的本質內容。人生是一個複雜多元的生命過程，它又是在一種共同時態和複合空間下完成的，這樣，無數個單質的個體之間組合構成了它生存發展的情狀，這種組合並存的形態即人生的社會曆史紐帶。馬克思說：“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並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所以，文學自產生以來隻要涉足於人生領域就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社會曆史麵貌，即一種顯形的利害功利得失方麵的矛盾衝突，有先進與落後、惡與善、宏偉與卑瑣的分野與不同，由此體現了人生一定的曆史發展情狀。
在社會曆史發展進程出現新的轉機，亦即新生與方死的衝突較為顯明和激烈時，這種人生意識的表現更為充分，文學順應於此，表達的是曆史和時代的情緒，是人民也是人生的基本要求。我們不會忘記，新時期以來，文學反映的重大社會內容引起的強烈反響，表達了對專製年代，“四人幫”倒行逆施的行徑以及造成的弊端進行抨擊和批判。《班主任》作為這種文學現象的第一支強音，它對極左政治對民族精神的戕害進行了嚴厲的剖析。小說通過刻畫野蠻卑微的小流氓宋寶琦和思想僵化的“好學生”謝惠敏的形象，揭示了封建蒙昧主義政治和文化對祖國未來一代靈魂的毒害，作品深藏這對於那個剛剛逝去的時代，作為一個精神和文化萎瑣和扭曲的淵藪，深切的控訴和辛辣的諷刺。它所揭示的深刻社會問題無疑在剛剛開始的對於“四人幫”極左路線進行批判，反省民族文化和社會人生的艱難行程是一振聾發聵之作。爾後，《傷痕》基本上承續了這種政治層麵上對於人生的既往曆史進行揭示和反省。它展示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紐帶——家庭的人倫關係在極左路線高壓下出現的斷裂和扭曲。不正常的政治功利造成了親情關係的隔膜和人生情感的缺憾。王小華母女無可挽回的悲劇是社會曆史悲劇的一個側影，這兩部小說，無疑表明了作家在經曆慢慢嚴冬之後精神由禁錮到複蘇，文學創作呼喚新的人生意識的一個覺醒。因它們對社台曆史反審的急切，對社會問題的熱烈評估和幹預，形成了所謂“社會問題”的歸納（不是一種譏評），被認為新時期以來社會問題小說的濫觴。
從人生意識的文學觀照看，所謂社會問題說實際上是作為文學的一脈支流，即從社會政治層麵上去觀照人生，並非是文學園地一現的曇花，而是株長青藤。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流變有不同的歸納，所謂問題小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我以為其實質都是以一定社會曆史的內涵為基點，觀照人生，也就是說，它們著眼點在於對當時的社會重心問題進行藝術的生發，讓人生的曆程中最顯見的側麵；即社會關係對人的製約限製和發展創造，人在曆史的不同情狀（新生、衰亡、前行、後退等等）下的地位、作用，人之於曆史的功過得失等，找到一個合適的切點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