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性別的時代（代序）
駱曉戈
目前中國正在由無性別時代進入一個有性別時代。
這樣說，是因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男女平等”被寫進了法律，從此似乎不再存在性別問題。於是有人說中國從此進入無性別時期。最有說服力的無疑是文革期間的八個樣板戲中所塑造的婦女形象。她們不僅沒有性別，沒有愛情，似乎連正常的家庭、夫妻、母子關係都沒有了。
事實上，早在六七十年代的知青運動時期，廣大的女學生和男同學一塊下放到社會的底層，使女知青第一次有了性別歧視的切身體驗。她們極為震驚：給男知青蓋房子，而不給女知青蓋；給男知青撥口糧，而不給女知青撥；女知青倘若想招工返城，就得以肉體作為代價，道理是你們都到了該“紮根”的年齡。
性別，第一次成了一件使知識女性尷尬的事情。
到了90年代，市場經濟商業大潮的衝擊，幾乎觸動了所有的社會各階層的女性。從這個時候起，中國開始了真正的有性別社會。隨著“大鍋飯”這種神話的破滅，“男女平等”的神話同樣失去了它往日的風采。性別的認同並不是那麼愉快的，甚至可以說是殘忍的、痛苦的。女性的性別突然被作為商品價值呈現。大眾的傳播媒體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迅速將這樣的一種標準普及到各個階層。突然有了這樣一種標準，即按性別標準來決定錄用取舍，決定褒貶了。女工下崗，女童失學，酒吧女郎把賣身賣笑作為一種便當的掙錢職業，年輕貌美的女秘書女公關人員走紅。性別的認同頓時成了一件令世人驚駭同時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而女警官培訓學校、女子禮儀學校等等，是真正的性別教育麼？
還有人發出這樣的驚歎：早在20年代、30年代的女大學生以反抗家長將自己許配給某闊少爺或闊老爺的包辦婚姻，爭取婚姻戀愛自由為光榮，為什麼到了今天，90年代的女大學生甚至女研究生會以自己能嫁給闊少爺甚至闊老爺（甚至不是做太太而是當妾）為一種時髦呢？
正在西方婦女呼籲脫下裙子和男人一樣穿起褲子，將化妝品和假眼睫毛、假乳房扔掉的時候，我們的商品推銷商們居然犯這樣的錯誤，將在我國舉行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婦女會議當成了他們推銷化妝品的最佳市場，在會場內外開展他們的化妝品的大派送，使得西方婦女大為驚訝：為什麼在西方看來中國的解放婦女一個個倒退，變得脂粉味十足了？
這一次的性別認同使我國真正出現了有性別的時代，這正是商品大潮和市場經濟的副產品。我們在接受市場經濟的同時，接受（正是被西方婦女運動所抨擊的）婦女在某種程度被物化的事實。
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
在北京懷柔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非政府論壇，有兩個使用頻率十分高的名詞：Sex（生理性別）和Gender（社會性別）。女性主義的理論就是建立在將性別區別為Sex和Gender之上的。最早的女性主義者們認為男女的不平等不是生理性別造成的，而是建立在性的社會性別（Gender）之上，所以她們最早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號。這種理論被稱為經典女性主義或社會性別論，或稱為社會性別差異論。法國的女權運動領袖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這個理論的最佳發揮。
在後來的婦女解放運動中，這個理論受到了各種質疑和挑戰，最大的挑戰可以說來自兩個方麵：首先是來自以黑人女性主義者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挑戰，她們認為一個女人的社會身份不僅僅是女性，她還屬於某一個階級、某一個民族，並且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在社會這張網上，她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不會與其他婦女相同，比如一個黑人婦女成天在室外勞作要求有休息的權力與一個白人貴族婦女的要求走出家門工作就不一樣。這種女性主義，灌注著弱勢階級與民族的心理抗爭熱能。
到了本世紀的60年代第二次女權運動的興起，廣泛傳播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潮是更為嚴重的對傳統女性主義的挑戰。後現代女性主義首先否定了傳統女性主義的“男女平等”的概念。因為女性和哪一個階層的哪一個種族的男性平等呢？是腦力的平等還是體力的平等呢？這是女性主義從未回答也無力回答的問題。“平等”往往導致女性的個性和特征消失，用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平等”意味著女性必須進入男權所控製的各個領域嗎？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在生活中相同是相對的，也就是說平等是相對的，而差異是絕對的。當她們重新用解構主義的方法來討論婦女解放的可能性時，她們認為兩性平等觀是男權的思維邏輯的延續，不能從本質上認識婦女。後現代女性主義放棄了婦女解放的一些口號，盡心去解構社會意識，思維習慣，傳統文化，人的主體性對女性主義的影響。
女性主義文學的來曆
在本世紀60年代西方興起的女性主義研究有一個十分重要也十分有價值的論點，即幾千年的曆史（History），實質上隻寫了“半邊天”的曆史。隻寫了男人（His）的曆史。這一論點大大激發了知識界女性構建女性文化的雄心，她們重新用女性的眼睛解釋世界和解構曆史。於是，一場涉及到人類學、社會學、曆史學、心理學、文學、醫學等各個門類學科的女性主義研究開始了。在它的影響下，在文學理論上出現了解構主義等等的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和文學批評。他們甚至預言後現代主義時代是一個鏟除男權文化一統天下的時代。
在預言“一個新的夏娃即將誕生”，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出現婦女寫作熱，她們看重自己的個人經曆，表現了對戰爭、對母愛、對愛情這一類在男權文化中一貫被謳歌的被神聖化的形象的一種反叛，她們以挑戰者的姿態對文學史和曆史上的種種神聖的偶像提出質疑和嘲諷。從純粹女性視角出發，她們對戰爭的切入點不再關注正義非正義的問題，誰勝誰負的問題，而是在戰場這一特殊情境中人類生存與死亡的問題。在這裏，“死亡簡單得就像每一次呼吸”（［美］普拉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