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雋
一、中、德兩國在東、西方（亞歐）文化格局裏的地位
華夏傳統，源遠流長，浩蕩奔湧於曆史海洋；德國文化，異軍突起，慨然躍升於思想殿堂。作為西方文化、亦是歐陸南北對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國，其日耳曼統緒與位於亞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頗多血脈關聯，而與華夏文明恰成一種“異體”態勢，這可謂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為歐陸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國，恰與中國同類，故陳寅恪先生謂：“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誠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國人的傳統、風俗與習慣確實與中國人有諸多不謀而合之處，當然也不排除文化間交流的相互契合：諸如科舉製的吸納、啟蒙時代諸子對中國文化資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論，並非敢淡漠東西文化的基本差別，這畢竟仍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分野；可無論是“異於中國”，還是“趨於中國”，均見錢鍾書先生“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之言不虛。
在亞洲文化（東方文化）的整體格局中，中國文化屬於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實際上有些類似於德法之間的文化交流史，屬於地緣關係的亞洲陸地上的密切交流，並由此構成了東方文化的核心內容。因為，兩種具有互補性的主導性文化，往往能夠推動人類文明的較快推進，這可能是一個基本規律。遺憾的是，由於地域太過遼闊，亞洲意義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時並不能相對頻繁地形成兩種文化之間的積極互動態勢。
西方文化發展到現代，歐洲三強英、法、德各有所長，可若論地緣意義上對異文化的汲取，德國可拔得頭籌。有統計資料表明，在將外語文獻譯成本民族語言方麵，德國居首。其中對法國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過猶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國文化的統治地位。但無論正反事例，都足證德意誌民族“海納百川”的學習情懷。就東方而言，中國文化因其所處地理中心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對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僅是一種開闊大度的放眼拿來，更兼備一種善擇化用的創造氣魄，一方麵是佛教在印度終告沒落，一方麵卻是禪宗文化在中國勃然而起。就東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許沒有比中國更加合適的。
中德文化關係史的意義，正是在這樣一種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別凸顯出來。即這是一種具有兩種基點文明代表性意義的文化交流，而非僅一般意義上的“雙邊文化關係”。也就是說，這是東西文化內部的兩種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為歐洲北方文化的條頓文明與亞洲北方文化的華夏文明之間的交流。這樣一種主導性的文化間的交流，具有重要的範式意義。
二、作為文明進程推動器的中德文化交流與中國文化的“超人三變”
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交流，始終是文明進程的推動器。誠如季羨林先生所言，“從古代到現在，在世界上還找不出一種文化是不受外來影響的”。這一論斷，也早已為第一流的知識精英所認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識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資源的重要性，而中國文化正是在那種背景下進入了他們的宏闊視閾。當然，我們要意識到的是，對作為現代世界文明史巔峰的德國古典時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義極為重要，但作為主流的外來資源汲取，是應在一種宏闊的僑易學視域（此概念作者將專文論述，此處不贅）中去考察的，這一點歌德總結得很清楚：“我們不應該認為中國人或塞爾維亞人、卡爾德隆或尼伯龍根就可以作為模範。如果需要模範，我們就要經常回到古希臘人那裏去找，他們的作品所描繪的總是美好的人。對其他一切文學我們都應隻用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隻要它還有可取之處，就把它吸收過來。”此處涉及文化交流的規律性問題，即如何突出作為接受主體的主動選擇性，若按陳寅恪所言：“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這不僅是中國精英對待外來文化與傳統資源的態度，推而廣之，對各國擇取外來資源與創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參照意義。總體而言，德國古典時代對外來文化（包括中國文化）的汲取與轉化創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質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義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