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不難說明。就以《父與子》中的奧金佐娃形象說，她的言談、舉止，她那細致入微的肖像描繪（甚至她稍嫌肥大的“俄國式”鼻子和那副連吹毛求疵的巴紮洛夫都很欣賞的非常美的肩頭）……你見其形聞其聲的這個安詳平靜得令你有點兒摸不透，因而也就更加誘惑你的女人，就這樣擺在你麵前。但是哩，好像還就是同一個她——在散文詩《H.H.》中，這差別有多麼顯然！問題不僅在於性格描述本身明擺著是簡短的，這裏根本就沒有一副活生生的、“可以看見”的外貌——隻對那深刻的淡漠作了個一般的具體描述，這種淡漠是在她的美貌、她的智慧和善心上都留下烙印的。她得到一切——但是她卻任何東西也沒有回報給生活。這淡漠以一種空洞、虛無的僵死的冷峻把她整個兒給蒙住了。這位H.H.全然不是個活生生的人——她隻是一個活的生命的優雅的倩影。最後有個比喻，屠格涅夫將這位H.H.與“無憂愁也無歡樂”的死人的國度裏眾幽靈的隊伍相比，這中間有他對於人類美以及對於自我封閉之美的虛妄性的思想結論。
H.H.乃是一個集奧金佐娃（或者《煙》中的伊琳娜，她隻有一部分是如此）之流性格要素之大成的人物，但她本身還不成其為藝術性格。這是晚年的屠格涅夫——《散文詩》的作者——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他在大多數散文詩中是用“要素”來思想、來評判的。不管這一個個肖像是為如多彩（《爬蟲》、《傻瓜》、《利己主義者》、《心滿意足的人》或“我的樹”的所有者，或是《骷髏》中那個社交界無知之徒的集合典型），這肖像仍不成其為文學主人公，不成其為個性。擺在我們麵前的照例是典型所具有的“要素”，僅僅是把它最可貴的實質用純淨的、仿佛是“實驗室中的”形態揭示出來。
順便說說，這一特征可以幫助我們澄清一些重大的疑難。譬如，在第一篇散文詩《鄉村》中，這位曾飽含悲痛地揭露現實的《獵人筆記》與《處女地》的作者忽然提出了某種陽光普照的農民生活的田園詩，這生活充滿富足，充滿使不完的勁頭，充滿“自由”勞動的歡樂。可能產生一個問題：難道說這位誠實的作家，德高望重的現實主義者，如此脫離祖國的土地，簡直就會相信農奴法廢除後人民已經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為什麼他要如此肉麻地，像民間版畫上那樣，描寫出一些歡騰雀躍的俄國農民？但是所有這些問題都會不攻而自破，隻要我們了解，在這裏，目的決不是在描繪矛盾重重的現實的鄉村。
目的在於集中地表現作家的這種思想：人民不需要沙皇政權在俄土戰爭中夢寐以求的掠奪。屠格涅夫在和“城裏人”，也就是和那些“愛國者”爭論，這些人已經被一種虛偽的、全體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友愛思想迷得暈頭轉向了，作家存心在自己臆想的田園詩中隻把人民生活的一個方麵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俄羅斯財富無窮無盡，所以人民生活是健康而和睦的。因此，隻要你能在這裏看見某種人民力量的象征性的“要素”，你便既能正確理解那裏麵的涵義，也能正確理解這幅出人意料地斑斕美麗而又帶有極大假定性的圖畫。
一般說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富有五光十色的象征意義：因為象征，正是藝術思想的一種最大限度的概括。
屠格涅夫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懷著熱烈的同情注視著俄國革命運動的種種事件，並把他對民粹主義的認識詳細地展示在《處女地》中。而作家觀點的最為簡練的表達卻是在《門檻——夢》中的那個姑娘和政治苦役犯“白手的人”這兩個象征性形象上：在這裏，屠格涅夫以最大限度的概括形式，幾乎像公式一樣，既表示了自己不相信人民會支持這場運動，也表示自己對“神聖”的獻身革命者的崇拜。
一隻衰老而孤獨的鳥，“沒有個窩兒”，直到自己末日的到來——這個非常具有個人特點的形象也像某種主旨題意似的貫穿在這些象征之中。
去世前三年，屠格涅夫對A·Ф·康尼承認說：“你不可能想象，孤獨的衰老有多麼沉重，你不得不蹲在別人的窩邊上……”多年來難以自製地長期眷戀著一個才能出眾卻自私自利的女人，這件事使得屠格涅夫終身沒能夠有一個家庭。當初，在他剛被這位大歌唱家的天才征服的時候，屠格涅夫尚未察覺這種日益增長的個人孤獨感，後來，他試圖克服這孤獨，然而習慣的勢力占了上風，生活便重又沿原先的軌道前進。
A·Ф·康尼早就一語道破地指出過，在屠格涅夫的創作中，有一種情景頑固地反複出現，這絕非是無緣無故的：一個居高臨下、勢同暴君的女人把一個意誌薄弱的男子當奴隸般對待，這男子已經永遠失去了享受真心的、牢固的人類幸福的希望。在這裏隻看見所謂“自傳”性的東西是不對的，但是完全忽略這一點也是不對的。
隻是到了革命的最後幾年，當衰老和疲憊已經充分肆虐的時候，屠格涅夫終於認識到他毫無出路的孤獨生活的悲劇性。於是，在一係列散文詩中，懷著強烈的疼痛，他對自己安排錯誤的生活流露出為時已遲的惋惜，並且也流露出他自知如今一切都無可挽回。不過他這些情感的流露是帶有一種特殊的藝術感染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