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武威市亥母洞寺遺址出土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是一部具有非比尋常價值的印刷品。1998年，國家有關部門在北京專門為其舉行了鑒定會。與會專家認為，這部佛經是活字印刷品，印製時間約為公元12世紀前期，應該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但對它究竟是泥活字印刷品還是木活字印刷品，未下定論。
隨後，武威市博物館的孫壽嶺又對佛經進行了深入研究。他不僅按北宋發明家畢昇的造字之法燒製出數千個西夏文字，而且用這些字重新印出了新本《維摩詰所說經》，並且從中找出了泥活字的特點。（本報此前曾對此作過報道）從而有力地證明，《維摩詰所說經》不僅是泥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這就有力地回擊了有些外國學者對我國印刷術發明權提出的挑戰。
孫壽嶺的研究成果令人感歎，也令學術界振奮。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學專家史金波稱他是“近代西夏文活字第一人”。與史金波同單位的西夏學專家白濱也說：“這種執著探索真理的科學實踐精神，已遠遠超出作品本身的價值，令人感佩！”甘肅省博物館研究員陳炳應認為，孫壽嶺的印本將泥活字的特點全麵重現出來，是一項了不起的成果。國家有關部門應當根據這些成果，對十幾年前出土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重新組織鑒定。曾經因在賀蘭山被炸古塔廢墟中清理出我國現存最早木活字印刷品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而獲得“畢昇獎”的寧夏考古所研究員牛達生，也對孫壽嶺的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最近他對本報記者說，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再組織一次專家鑒定會。這不僅是對孫壽嶺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還曆史本來麵目，具有重要意義。
（原載2002年10月4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