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眼疾，血壓還常常高上一回，可想而知他多麼珍惜自己寶貴的時間。在要不要去找他約稿的問題上，我曾再三躊蹭，怕打擾了這位名貫中西的大學者。然而當我出現在他麵前時，老人極其友善地接待了我，不僅給了我所需要的稿子，而且還認真地回答了我的每一個問題——而這些問題，大多是如何辦好我們的“東風”副刊。
當我提出想請他談談做學問的體會時，他因為近期對他的采訪過於集中，不打算再談，就直言婉拒，請我去找別人。而等下次相遇時，他也還記著這件事，關心地問我：
“你采訪了什麼人？有收獲吧？”
這可能是一件不值得提起的小事，然而由此，我卻看到了這位老人的高尚的人格：他不因碩大名氣而傲待普通人，也不因年高資曆深而輕視晚輩。他了解我對他的尊重，也很平等地尊重我——而我，當然分辨得出這絕不是對我個人的好惡，而是對所有做編輯工作同誌們的共同尊重。
臧克家老人也是這樣一位人品高尚的前輩。每次我去拜訪，老人從不擺名人架子或者長者之尊，而把我當做一個朋友，推心置腹地與我交談。某次，他看到我寫的一篇小文，竟親自給我打了個電話，連聲誇獎並約我去談談。過了些時日，老人患病住院，我去看他，他竟還記著此事，又提起這篇文章，並說他“很佩服”。聽到老人如此說，我心裏大為恐慌，連聲說：“您太過獎了，我一個小小編輯，怎敢勞您這麼說？”
臧老朗聲應道：“我這個人就這脾氣，愛才，見到好文章就忍不住要誇。那年一個15歲的中學生給我寄來他的詩作，我看了以後，覺得寫的確實不錯，就給他回信，說他寫得比我還好，我要向他學習。過去，就是對罵過我的人，我也是這麼個樣子，見到他們寫的好文章，甚至一兩個好句子，也忍不住要誇獎一番。”
一個在中國詩壇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大詩人，竟是如此待人處世的，真令人感歎不已。我想，做人做到這份上，差不多可稱為極至了吧？
在這裏，我還要提起尊敬的冰心先生的一件小事。雖然對她早已崇拜之至，但近年來因她年事已高、身體不大好，又風聞她整日被上門求見的編輯記者們弄得坐臥不安，便一直忍著，沒有去到她府上相擾。但有一回，因為工作實在需要，便給她寫了一封短箋，請她為“東風”副刊撰寫一文。沒想到不隔幾日，竟接到冰心先生的親手回信，言她近日身體欠佳，不能為文，向我致歉。我大力恐慌之際卻又深受感動，想不到她待人這樣懇切細致，即使在病中也對一封普通的約稿信事必親躬，其實老人完全可以交給女兒去辦的。不用說，冰心先生的這份情意，連同她那封回信，已被我永遠地珍藏起來。
另一位因為約稿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已經逝去的鮑昌同誌。也是某次，我給他去了一封短信，問他能否為“東風”副刊寫一篇文章。不幾日，便收到了鮑昌同誌的信及專門為我而作的文章。後來，凡是我向他索稿，他都兢兢業業地寫來，為我們副刊增色不少。我心裏當然對他是一片感激之情。直到他突然辭世，聽到作協的同誌們介紹他如何拚命工作，從來不午休，連坐在汽車裏也在打腹稿後，我才頓生悔意：早知他是如此之累，我怎麼忍心去向他索稿呢？但是人已去矣，這片疚情又向誰去訴說呢！隻好常常在心裏對自己說；“悠著點兒，別再去催人太甚。”
我覺得，作為一個好編輯，著眼點首先應該是替作家們著想，為他們服務，而不隻是盯在一兩篇稿子上。但在體味編輯與作家的關係上，我又從不曾覺得應該將天平傾斜至何方。我不在乎每位作家是否注意於我，我當然是去傾聽的。然而即使在他們眉飛色舞地談論自己之時，你也可以從中感到許許多多的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