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體現在他的組織領導作中，也體豌在僧的理論研究實踐上。今天回想起來．那個開篇真是一張白紙，一片遠天，解放區來的作家們，包括李準、孫謙等名作家在內，過去誰看過電影？現在哪一次看電影還不興奮得像孩子過節？硬叫他領著這群“孩子”寫電影，豈不真是讓星星放出月亮的光芒？他豁出命來幹了，白天與他們一起摸爬滾打，苦口婆心地講，手把手地教，晚上燈下苦讀苦寫，用理論充實這支先天不足的隊伍。最後，星星不但超越了月亮，還放射出太陽的萬丈光芒，《李雙雙》、《五朵金花》、《青春之歌》……一部義一部電影名片征服大江南北，新中國也終於有了一支屬於自己的劇作家隊伍。像他這樣亦革命亦文學的專家型領導，我們黨內不是很多的。而他的個性也極其執拗，無論如何也不肯放鬆最後的道封鎖線，即是寫作。他寫了大量散文和論文，但是沒有長篇小說——其實從他的內心裏多麼渴望寫小說，他說自己是“小說迷”，可是他哪有時間？
他不是那種前呼後擁的領導者，也不是那種張張揚揚的文壇活動家。他似乎不怎麼愛說話，更不愛說閑話，有時在不同場合的會議上見到他，都見他沉默的時候多。你跟他說話、談事情，他也總是靜靜地望著你，然後很簡練地答複你幾句。他現在的身體不是很好，比較瘦，臉色也不怎麼紅潤，用馮牧先生的話說，是“人已垂垂老矣”。這似乎還不是年事已高的緣故，而是。文革”中遭受長達十年折磨所致。但是他的朋友們無不說他精神矍鑠，明日達聰，不減當年。這“精神”二寧，當然不僅僅指體力上的含義，更是指他心中的激情與火焰。
我過去投有專門采訪過他，對他不太了解。他給予我的第二次震動，是在前幾日為他舉行的“荒煤文藝生涯60年研討會”上。那天一清早，首都文學和藝術界300多人冒著嚴寒趕到會場，使政協禮堂寬大的三樓會堂變得狹小局促。榮高棠、張光年、王蒙、林默涵、周巍峙、吳雪、高占祥、馮牧、袁鷹、鄒蕕帆、李瑛……可說高朋滿座。燦爛群星中央，坐著他。依然是那一副風度，大部分時間沉默著，睿智的目光從眼鏡片後麵靜靜地對著你。於是我心中又升起第二個疑惑：他怎麼會在中國文壇樹起了這樣高的威望？
輪到他致答詞了。我聽見他寥寥數語，如泣如訴：“由於長期受到左的思想影響，譬如l958年我寫過《堅決拔掉銀幕上的白旗》一文，傷害過一些人，至今感到深深內疚。請大家對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多批評吧。”會場被震顫得聲息全無，人人心頭風雨大作：還用說什麼呢？這於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話語，體現的就是他為人為文的一貫風格。
會後他發自內心地告訴我，他很“感動”。他暗暗慶幸自己做對了三件事：第一，因為他是搞創作的，懂得創作的艱苦，所以他與劇作家們的關係，更多的不是領導、指示的關係，百是教師、兄長、朋友。第二，他懂得按照藝術規律辦事，始終強調“寫人、感人、樹人”，即使是在最嚴酷的日子裏，也絕不向極左勢力低頭認罪，更絕不整人。話既投機，自然追隨者眾。第三，近年來，他在各種大小場合一再地表明他的一種心情，即自己一輩人老了，個人的寫作當然要抓緊，但更重要的事是培養年輕人。為此，竟有人批評他是“跟在青年後麵跑”。他淡然一笑：跟就跟，跑就跑，你說我這是“罪名”，我還認為是我的光榮呢！
他還有感到光榮的一件事，就是人們都不是敬而遠之地稱他“陳老”，而是直呼“荒煤”。“陳老”固然當之，但“荒煤”豈不更加親切？他雖一輩子當大官，但從心底裏，也一輩子執拗地認定自己是文人，他在好幾篇文章中坦誠地明示了自己的這種執拗。他說，他的母親和姨母都熱愛文學，使他也從小就無師自通地愛上雅典娜女神，許多寧都不認識時就讀起小說。他走上革命道路也是受革命文學的影響，那是“創造社”蔣光慈等的功勞。即使在1939年走上前方的時候，他也心心念念想著創作，從那時起到後來的漫長歲月，他曾多次不得不檢查白己“不安心工作，隻想文學”……
我真慚愧自己對他的作品讀得太少，k少，從1935年他出版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劉麻木》起，一生之中他出版的書已經是數十卷。這樣執著地對文學傾注了一生愛心的老人．他的心地是多麼地純淨，他的境界是多麼地高尚，漫說行年剛八十，就是再活三千歲，他又怎能不還是屬於文學？
文學究竟足什麼？一千個人有一下種回答。有人認為它是上首、投槍，有人認為它是功名、利祿，還有人把占當做打人的棍棒。而荒煤當然也有屬於他的思考。但是我投有貿然地請他作答，因為這似乎不是能用語言說清楚的，這是火一樣的一種信念。當前的文壇何等熱鬧，作家作品何其多。我想，我們是否可以向大家提出一個更高的要求——像荒煤一樣真誠地、執著地、高尚地對待文學吧，使文學之火不熄地燃燒下去！
199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