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形式的書儀，與《金鑰》類圖書，是在同一種時代氣氛下產生的處於同一功能係統的圖書。《金鑰》一類書是為寫作這類公文儲備材料。《記室備要》一類書，是具體指導如何寫作這類公文的教科書。而《樊南甲、乙集》等則是幕府文人們畢生心血的結晶，他們很看重這些作品的價值，這些作品也將被後人作為表狀箋啟等公文寫作的模板。
宋以後輔助公牘文寫作的著作，隨著印刷術的昌明，也越來越發達。這些圖書有的像《金鑰》、《記室新書》，祇是按公文的寫作門類收集辭藻，如宋代任廣編的《書敘指南》（《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書敘指南》提要：“其書皆采錄經傳成語，以備尺牘之用，故以‘書敘’為名。”）。有的像《記室備要》，設定公牘文的各種樣式，如時代不詳、作者也不詳的《啟劄青錢》（《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啟劄青錢》提要：“所載手書正式，一曰具禮，二曰稱呼，三曰敘別，四曰瞻仰，五曰即日，六曰時令，七曰伏惟，八曰燕居，九曰神相，十曰尊候，十一曰托庇，十二曰人事，十三曰未見，十四曰祝頌，十五曰不宣。亦近日書柬活套之濫觴也。”）。有的則祇是分門類搜集範文，像一部總集，如清代陳枚選編的《留青新集》（《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之《留青新集》提要：“此編卷首題‘應酬全書’四字。……按此書以徵輯詩文論，當入文學總集類。今因《八千卷樓書目》列入類書，複因其中內容，實與類書相似，故並前書，互見於類書類。”）。也有的綜合性很強，既搜羅辭藻麗句，又指導做法，提供範文，如宋代無名氏的《翰苑新書》（《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翰苑新書》提要：“其書分前、後、別、續四集，疑未必出一人之手。前集皆為書啟之用。自一卷至六十卷皆以職官分目，下至鹽官、酒官之類，亦皆備載。六十一卷至七十卷，則以家世、閥閱、座主、門生之類分目。且每門之中，皆冠以曆代事實，次以宋朝事實，次以自敘，次以旁引，次以群書精語，次以前賢詩詞，次以四六警語。後集止備表箋之用。一卷至十九卷以大典禮分目，而附以謝恩陳乞。二十卷至二十六卷則錄宋代表箋之文。後集下一卷至五卷為類姓。六卷則惟列發舉、詞科、入學三目。蓋補前集之遺。別集皆錄宋人劄狀、致語、朱表、表文、青詞、疏語、冊文、祝文、祭文之屬。其劄子以五提頭、七提頭、九提頭分目，蓋當時之式。其朱表則青詞類也。續集錄宋人書啟。一卷至二十三卷以官分目。二十四卷至四十二卷以事分目。又以廣別集未備之體耳。其書本為應酬而作，惟取便檢用，不免傷於繁複。”）。這些指導公文寫作的圖書，古人一般都把它們歸入子部類書類。
在本節的最末，我們說幾句題外話。科舉文學與官用文學，雖然同屬於官人文學的範疇，但兩者在文士們心目中的地位卻有天壤之別。科舉文學很被鄙視，官用文學則很受崇拜。
我們知道韓愈熱衷科舉，曾考過好幾次進士試，但他卻把應試時所作詩賦當作自己作品中的汙點。他說：“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還說：“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仆必知其辱焉。”（《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崔立之書》，167頁。）韓愈對應試詩賦的態度代表了當時很多有識之士的看法。散文和傳奇作家沈亞之總結他應進士試不第的原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