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閏，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
唐太宗教訓太子李治的這四句話據胡三省的注來曆都很古老，稼穡艱難句、木從繩正句出自《尚書》，不竭馬力句、載舟覆舟句出自《孔子家語》。少年時不愛讀書，對先王之道茫茫然的太宗，每每倉促之間總能這樣引經據典，滿腹經綸得像他的“兩腳書櫥”虞世南（唐代劉餗《隋唐嘉話》卷中：“太宗嚐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見《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15頁。“行秘書”即現代口語所說的“兩腳書櫥”。虞世南是著名類書《北堂書鈔》的編纂者，以知識淵博著稱。參見《中國古代的類書》18頁。），這應該歸功於魏徵等人給他編的禦用教科書《群書治要》（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說：“太宗欲見前代帝王得失以為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為五十卷，號《群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群書理要》，即《群書治要》，“治”改成“理”，是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諱。）。《群書治要》是一部搜羅經史中格言警句和從前帝王成敗之跡的類書。
說類書是帝王之書，不僅因為它們可以被帝王當日常行為準則來閱讀，更因為它們被帝王們寄寓了一種與書籍的基本功能閱讀無關的象徵意義。集中一大批有影響的文人修纂大型類書，往往是帝王們所作出的一種偃武修文的姿態。我們不能小看這種姿態給類書編纂帶來的影響，即使把它說成是官修類書得以形成傳統的主要動力也不為過。許多卷帙浩繁的官修類書都編纂於改朝換代之初或劇烈的內部權力鬥爭之後。《藝文類聚》編於唐初，《淵鑒類函》、《佩文韻府》編於清初。《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分別編於明成祖、清世宗以非常手段奪取帝位之後。編《太平禦覽》、《太平廣記》的宋太宗也有“燭影斧聲”（宋·釋文瑩《續香山野錄》：“開端門召開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迄，禁漏三鼓，周盧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參見《辭源》“燭影斧聲”條。）的弑兄嫌疑。這些帝王在以暴力或陰謀奪取天下後，立即擺出逆取順守要以文德服人的各種姿態，而編類書、正史等大型圖書便是這些姿態中的一種。官修類書的編纂人員往往是前朝有名望的大臣，編書過程中他們所獲待遇往往又很優厚，所以從宋代就開始有人講唐高祖等不過借編書之名收買人心（南宋·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一“太祖收用舊臣處之編修以役其心”條：“朱希真先生雲：‘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鹹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死於文字之間。’”參見《中國古代的類書》15頁、《類書流別》29頁、《類書簡說》18頁。）。到了現代，魯迅先生也說：“此在政府的目的，不過利用這事業，收養名人，以圖減其對於政治上之反動而已，固未嚐有意於文藝。”（《魯迅全集》第九卷《中國小說史略》附錄《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第四講《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
二、類書：宰輔之書
在端拱少為的帝王眼裏，類書祇是照本宣科的語錄、標榜文治的符號，然而當它們到了為帝王們做實際工作的大臣手裏，就生發出許多很具體的妙用。首先當他們匍匐著向龍椅上的皇帝提建議的時候，類書可以幫助他們把反對的意見說得要麼委婉動聽，要麼大義凜然。《皇覽》、《禦覽》、《冊府元龜》這些幾百萬言的大彙編，薈萃了古往今來的明君賢臣、昏君奸臣的種種經驗教訓，帝王們可能懶得讀，但他們的書簏子大臣卻往往有熱情。《冊府元龜》的宋真宗禦製序裏說：“君臣善跡，邦家美政，禮樂沿革，法令寬猛，官師議議，多士名行，靡不具載，用存典型。”所謂“典型”，就是榜樣的意思。類書薈萃了往古各種類型的好榜樣或壞榜樣，使大臣們進諫時可以從容地引經據典，幫助帝王“以古為鏡”（這是魏徵逝世後，唐太宗所說的一句話。《資治通鑒》“太宗貞觀十七年”：“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6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