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饒的茶樓比酒店多,比較知名的有大觀園、黃金海岸、陸羽茶莊、愛琴海,人多得紮堆,天花板上罩了一層白煙。上茶樓的,幾乎都是玩牌的,尤其是夏天,找個屁股坐的地方都難。其實我很少主動找人打牌。我一般是替補二差一或三差一。我叫過兩次周勁鬆,他就輸了兩次,我就不好意思再叫了。我不喜歡和一直輸或一直贏的人打牌。我自己也一樣,我贏了三次,我第四次就一定要輸一些。一直贏的人,手氣再好,都是缺乏度量的;一直輸的人,都是一些脾氣暴躁的人,或者是過於自信的人。老全喜歡和我打炸彈,他說,隔了兩個星期沒和老傅打牌,像缺了點什麼。他說,老傅炸錯了都是好的,炸彈扔出來像手榴彈扔給日本鬼子,有激情。我說我憋不住,不炸出去手會發癢。
一般的情況下,我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星期日下午玩牌。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我不是一個很忙的人。我對自己要求比較低,領導對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對物質和權力,有願望沒渴望。願望停留在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發呆的幾秒鍾內。我是一個生活極其簡單的人,也是一個不願意委屈自己的人。我早上七點起床,送女兒上學,到辦公室八點,11點半下班回家燒飯,午休一個小時,上下午班,六點下班燒飯洗碗,晚上看電視或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打瞌睡。我走到三樓,女兒就叫:“爸爸回家啦!”。她把門打開,探出半個頭。我到了六樓的家門口,聽到電視裏又在放《西遊記》。女兒從兩歲到六歲,沒有哪天不看《西遊記》的。我老婆有點煩《西遊記》,我說,難得有一個愛好,隻要女兒愛看,管她怎麼看。我把女兒拉在膝前,問,驄驄啊,今天老師有沒有表揚你。她扯著我的衣角,仰起小臉,說,爸爸,你怎麼每天問同樣的問題。那你一定挨批評了,我說。“我怎麼記得到這麼多。”說完,她又去看《西遊記》。
說起來可能有些羞於言辭,沒有什麼事情是值得我憂慮的。我對生活的熱愛,很多時候是體現在吃上。我對吃始終有一種興致勃勃地熱情。睡前,我問女兒,明天要吃什麼。她張開雙手橫著走路,她想吃螃蟹了。她趴在地上,她想吃甲魚了。女兒也是一個天生懂得吃的人,吃魚唇,吃鴨脖子,吃雞腦漿,吃鴿子的心髒,吃豬肱骨骨髓。她的胃口很少有差的時候,兩歲時就自己吃飯,吃飽了,摸摸小圓肚,下桌了。她吃飽了,你給她再好吃的東西她也不吃。我很少買零食給她吃,即使要買,也是以獎賞的形式給她。我決定燒一桌家人愛吃的菜,我付出了早晨六點起床的代價。我必須在菜上早市的時候,把菜買回家。我買的菜都是原汁原味的鄉間土菜。魚是打魚人挑擔來的,雞是小偷放在雞店裏代賣的,買這些菜,我不用講價,他們對我都很熟。我把菜洗好切好,再去上班。菜燒了一桌,自己卻吃的興趣沒了,用湯泡飯,“嘩啦啦”,吃完,做瞌睡蟲去了。我幾乎不買豬肉,我看到肉鋪,吃的欲望被徹底摧毀。
一個星期的工作,我是這樣安排的: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做版麵,星期二、星期五編稿子。編稿子不需要什麼時間,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接待上訪群眾上。每天都有上訪和投訴的,有的三五一群,有的跑單幫。他們都以為媒體能解決問題,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來到我們編輯部。我們就說媒體是反映問題,建立溝通渠道,幫助解決問題的,但無權力直接解決問題。他們就說,看來,你們有權有勢的人都是一夥的。我們是大辦公室,十幾個人在一起上班,上訪的人一來,大家都沒法上班。有時,一坐下來,有幾夥人,有醫療糾紛的,有被騙的,有農民工欠薪的。有一次,一個政府部門的領導對我說:“你們做記者的,真是很辛苦。”我說,你看見街上撿垃圾的嗎?一個個垃圾箱翻過去,把紙殼和易拉罐帶回去。這就是記者。
當然,我對自己的工作並不抱有怨言。我不表揚人,也不批評人,我很少去寫新聞稿。領導也不叫我去,他們都知道我對這些不感興趣。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向我反映,說我的同事某某在外麵,以批評稿要挾采訪對象,索要煙酒,有時還現金呢。我說,這也是“靠山吃山”吧。上饒市有十幾個這樣的記者,尤其是省媒體的駐地記者,金錢是新聞的唯一價值。前兩年,市裏查出四個假記者,以詐騙和勒索罪,分別被判二至六年。前天晚上,我在外吃飯,我小舅子打電話給我,說,某省台五套的一個記者打電話給他,要他出兩萬塊擺平藥品糾紛。我說,藥品糾紛是你前任代理商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小舅子說,五套的記者要兩萬,不然就播出來,播出來會影響銷售。我說,你去報案,這樣的記者就是街上的野狗,看到骨頭就亂咬,你狠狠踢死它,踢不死就操木棍把它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