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中國的後現代主義
譙達摩
迄今，“第三條道路寫作”已擁有五年的“曆史”。我所說的“‘曆史’這個術語既意指‘曆史現實’也意指關於曆史現實的可能科學。由此昭示出來這個術語最切近可見的曖昧兩可，這種曖昧兩可經常受到注意但卻絕非‘無傷大雅’。在‘曆史’的含義中我們暫先排除曆史科學（曆史學）這一意義。”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44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第1版。基於此規定，如果我們對“第三條道路寫作”的曆史進行分析，會發現諸多現象：不連續性、斷裂、界限、極限、序列、轉換等。正如米歇爾·福科所說：“不連續性、斷裂、界限、極限、序列、轉換等概念的引入給整個曆史分析提出的不僅是程序問題，也是理論問題。”米歇爾·福科：《知識考古學》，第2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1月北京第2版。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曆史序列裏，“第三條道路寫作”將以兩種經典的方式得到一代又一代學術視野開闊的詩人或學者的闡釋乃至過度闡釋：第一種是“21世紀中國第一個詩歌流派”；第二種是“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但不管以什麼方式出現，“第三條道路寫作”最終都會被納入“經典曆史”範疇。為了盡可能避免後人在這個問題上產生歧義，所以我決定寫作本文，從而對我所理解的“第三條道路寫作”這個純粹的中國式的後現代主義進行最初的定位和演繹。
其實，“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一詞最早就是與詩歌聯係在一起的：1934年西班牙人FD翁尼斯（FDOnis）在編纂《西班牙及西屬亞美利加詩選》一書時首次使用該術語。1942年費茨（DudltyFitts）編輯《當代拉美詩選》再次使用這一術語。1947年英國著名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Toymbel）在其名著《曆史研究》中也采用這個術語，但他特指1875年開始的西方文明解體階段，與現今談論的文化範疇並不相同。1950年代，美國黑山詩派的主要理論家查爾斯·奧爾生（CharlesOlsom）經常使用“後現代主義”一詞。參見陳曉明：《曆史轉型與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轉引自陳曉明主編：《後現代主義》，第22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同時參見伊·哈桑：《後現代主義概念初探》，轉引自讓-弗·利奧塔等著：《後現代主義》，第111、11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後現代主義曾一度居於戰後西方文化藝術思潮的主流地位。20世紀80年代後期、90年代初期，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呈現落潮的趨勢，但卻在東方文學界和文化界（包括日本、中國和印度）呈現出漲潮甚至洶湧澎湃的態勢。在中國，王寧是最早鼎立推介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學者，1991年他翻譯出版了由荷蘭人佛克馬和伯頓斯編選的《走向後現代主義》。1992年，王嶽川、尚水編譯的《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出版。1993年，劉象愚等翻譯出版了哈桑的《後現代的轉折》一書。談瀛洲翻譯出版的《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利奧塔訪談、書信錄》（1997）。趙一凡等翻譯出版的《後現代主義》（1999）。差不多與此同時，一係列的國內學者的著作陸續出版：王嶽川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1992），王治河的《撲朔迷離的遊戲》（1993），張頤武的《在邊緣處追索》（1993），陳曉明的《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解構的蹤跡》（1994），王寧的《多元並生的時代》（1994），趙祖謨主編的《中國後現代文學叢書》（四卷，1994），周倫佑主編的《當代潮流：後現代經典叢書》（五卷，1995），等等。參見陳曉明《導言》和王嶽川《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化》，分別見陳曉明主編《後現代主義》，第3、4頁和第79、80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和中國的上述情形，使我聯想到印度佛教曾經在其本土的衰落和在中國的繁盛景象，並最終成為中國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從學術角度而言，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是有區別的。因此，在考察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利弊時，我就決定以“第三條道路寫作”的名義同時根據我個人對後現代主義的圓通理解徹底改造其容易產生負麵影響的東西，比如說將其“拆解深度模式”理解為走向頓悟和自由的必經之路，等等。這就是本文題目為什麼叫《第三條道路：中國的後現代主義》的原因，而並非其他。
當然，為了比較全麵地把握“第三條道路寫作”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我除了借鑒趙毅衡的“後現代先鋒主義”這個概念外，還創造了另外兩個概念，一個是“後現代浪漫主義”，一個是“後現代現實主義”。下麵我就從這三個角度入手，對當代中國新詩中的“第三條道路寫作”——中國的後現代主義——進行初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