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上海住宿難的問題，出發前我專門請蔣崇璟部長（當時任國防工辦主任）簽發了幾份致江蘇省和上海市國防工辦的介紹信。因在那特殊時期，隻有各地國防工辦運轉基本正常，這種介紹信才具有權威並得到接待。我們一行四人到上海後持介紹信到上海市國防工辦，工辦人員接待了我們並把我們安排到西藏飯店。等我們找到西藏飯店，已費時半天，但飯店男客已滿。等了一段時間才找到兩個男床位，還是上鋪，又不在一個房間，飯店同意明天有人退房時優先調整。考慮到謝院長安全，這裏不能住，必須另想辦法。這時我不得不問謝院長，在上海有無“關係”。他說有一位原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李靜一，解放前她讀書時，經他介紹入黨的，現不知她“解放”沒有，我說去醫學院試試看。謝院長同意後我和他乘公共汽車，幾經中轉來到上海第一醫學院，一打聽，她剛“解放”，尚未恢複工作。她接待了我們並帶到她住所，這是一幢三層獨樓，屋內設施還是亂七八糟的，可見房主人才進住不久。從言談中才知道李書記的丈夫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魏文伯，他也剛“解放”，未恢複工作，但他原來的秘書已是上海和平飯店總經理。他打了一個電話，寫了一張便條，讓我們去找他解決。當天傍晚趕到和平飯店，才知這是當時上海最好的飯店之一，專供接待國內外貴賓的。飯店坐落在南京路與外灘交彙處，出門就是南京東路和外灘，地處繁華鬧市，交通非常方便。它分北樓和南樓，兩者隔一條南京東路。北樓豪華，且餐廳在北樓；南樓條件差些，有不同檔次的住房。高級飯店講究規格和身份，飯店總經理熱情接待了我們，當知道謝院長是全國政協常委後，要安排他住北樓。但謝院長不同意，堅持要住南樓，且住價格最低的條件較差的兩人間，以便他和我合住，可以更加省錢。這個兩人間相當於現在的兩人標準間，室內設施簡單，上海地區實習的老師來彙報時，凳子不夠，也隻能坐在床上。
6月的南京和上海，驕陽似火，氣候十分炎熱。由於住的條件差，沒有風扇，熱得難熬，尤其夜間閉門睡覺更是難受。在上海和平飯店兩人間配有電風扇，就在房間壁櫃內，舉手可拿，但謝院長不讓拿來用，因用了電風扇每天要加收住宿費。教師來彙報工作，大家都熱得滿頭大汗、汗流浹背也未用電風扇。謝院長反對借出差之名遊山玩水。南京、無錫、上海都是著名的旅遊城市，景點眾多，雖有單位提出用車送我們去觀光觀光，但遭謝院長拒絕。我記得難得的一次南京長江大橋觀賞，也是謝院長和我們一起乘公共汽車，幾經轉車，還步行了一長段路才到達橋頭。
這次隨謝院長華東行，親身見證了他“吃住行”低標準；他70歲高齡，寧可自己受熱受累，也要節約每一分錢；他寧願自己不方便，也不願打擾別人。這些令我們十分感動，深受教育。這種“艱苦奮鬥，勤儉辦學，節約每一分錢”的精神，正是老一輩成電人所擁有的且代代相傳的成電精神。
注：謝立惠，曾在南京中央大學、廣西大學、重慶大學、重慶複旦大學、西南師範學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任教。先後任西南師範學院院長，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院長。並曆任多屆全國人大代表，多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協常委，四川省科協主席，中國電子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作者：漆再欽，曾任我校校辦公室副主任、檔案館館長、校誌辦公室主任。）
1956年，我從萬縣市一中考進了成電，是成電第一批從普通高中招收進來的學生。那個時候的成電，是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集中了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工學院、華南工學院三所院校的電子類係科的師資力量，其中包括一批在解放初期在這幾所學校任教的歸國博士和碩士，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舉家搬遷到成都創辦的我國第一所電子類大學。因此學校從建校開始起點就很高，目標也很明確：要辦國內一流的大學。學校是1956年2月確定的校址，3月動工基建，9月開學。就當時基建水平講，速度之快是難以想象的。我們新生9月初到校報到，整個學校還是一片建設工地，主樓和宿舍都還在緊張的進行著一天三班倒的施工，到處都能聽到攪拌機的轟鳴聲，敲擊聲。記得那年的成都恰逢秋雨綿綿，道路泥濘，走在校園裏，一路上不少同學摔倒。但學校還是在一邊施工的情況下一邊開課了。教室裏沒有桌子板凳，先報到的同學就組織起來參加義務勞動，搬桌子、杠凳子到教室。階梯教室定做的桌椅還未來得及安裝，我們就坐在教室的階梯地上聽課，學校給每位學生發一塊小木板，墊在膝上用來記筆記。宿舍不夠用，就分散找房子安排。我就讀的5621班，男生曾住在主樓西一樓的大房間裏（後來做實驗室）一段時間。盡管條件艱苦，但師生們的情緒很高。記得在學校工地食堂裏（當時還沒有大會堂）召開的學生大會上，吳立人院長給我們作動員報告，講學校的規劃、未來的發展前景，講每個人將來建設祖國承擔的重任，讓我們都感到有強大的使命感和號召力在引導我們克服一切困難，去努力奮鬥，迎接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