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個人學術興趣，我曾經花費二十年時間，尋求中國曆史上對於三國時代蜀將關羽崇拜文化的由來演進。
說來由於《三國誌演義》及戲劇、說書的影響，對於關羽崇拜，幾乎人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為曆史人物，關羽在正史《三國誌》中得到的評價實在並不算高，陳壽曾批評他“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但陳壽怎麼也不會料想到，千載以後關羽居然能壓倒群雄，晉升為整個中華民族“護國佑民”的神隻。明清間一度遍布全國城鄉的“關帝”廟宇，不但使劉備、曹操、孫權這些三國時代的風雲人物黯然失色，就連“萬世師表”的文聖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此也頗不解，他曾曆數關羽崇拜的過程，並感慨道：
“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皆有運數，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歿而為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誌，宋徽宗始封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祭於當陽之廟。元文宗天曆元年加封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明洪武中複侯原封。萬曆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為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又封夫人為‘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後’，子平為‘竭忠王’，子興為‘顯忠王’，周倉為‘威靈惠勇公’，賜以左丞相一員為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為張世傑。其道壇之‘三界馘魔元帥’則以宋嶽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劉若愚《蕪史》雲：‘太監林朝所請也。’繼又崇為武廟，與孔廟並祀。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婦女兒童，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顯爍於後，豈鬼神之衰旺亦有數耶？”
其實所說並不確切，至少在北宋仁宗年代，關羽已經具有官方封祀了，續後再論。清代關廟中的這樣一幅對聯，頗能概括關羽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響：
“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曆朝加尊號。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
這是一個極有意思的現象，而且對審視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很有意義。說起來，在有關關羽的“造神”過程中，文學諸樣式，包括傳說、筆記、說話、戲曲、小說等，與民俗、宗教、倫理、哲學、製度一起相互作用，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關羽是與中國古代小說、戲劇這些文學樣式共相始終的一個形象。正是在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清初文學中，關羽已被崇譽為集“儒雅”、“英靈”、“神威”、“義重”於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的“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了。
大約是“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緣故，盛行關公信仰的漫長時期中，曆代史家對於關羽崇拜的始末根由，曲折轉變，並沒有認真的考探辨析。而近代文化斷裂後，中國文學史凡談論及此者，則率以“封建統治階級提倡”和“《三國演義》影響”為由，眾口一詞，幾成定論。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係主任楊慶堃（C.K.Yang，1911～1999）在上世紀60年代的專著《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曆史因素之研究》，被認為是以西方視角研究中國社會學的重要成果。在他擷取的全國八個代表性地區“廟宇的功能分配”中，就將關帝廟宇歸類為“C，國家”之“1，公民與政治道德的象征”中“b，武將”一類，並論說道：
“在當時全國性的人格神崇拜中，沒有比關羽更突出的了，關帝廟遍及全國。雖然這位公元三世紀的武將是作為戰神而被西方學者所熟知的，但就像大眾信仰城隍一樣，關公信仰起到了支持普遍和特殊價值觀的作用。”“神話傳說和定期的儀式活動，激勵著百姓對關公保持虔誠的信仰，使關公信仰得以不斷延續，曆經千年始終保持著其在民間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