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 夏柯 刁培俊
來先生，您好！您是我們尊敬的學界前輩，學界稱譽您為“縱橫三學”的著名學者，大概也就是說，您在曆史學、文獻目錄學、地方誌研究方麵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您能談談您的學術經曆和研究概況嗎？
好的，先談談我的本業曆史學吧。我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大學生，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就讀於輔仁大學，受過傳統史學的科班訓練。當時正是抗戰時期，燕京關閉，北大成為偽大。輔仁作為德國教會學校，受日寇幹擾較少，故而當時留在北京而不願任偽職的學者紛紛加盟輔仁，一時名師雲集，文史方麵就有陳垣、餘嘉錫、朱師轍、啟功等名家。當時輔仁的學生較少，師生關係也很融洽，所以每個學生都能得到教師的悉心指點。在這一環境熏陶下，我打下了紮實的學術基礎。大學期間，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以前的中國曆史，畢業論文做的就是有關漢唐年號變化與政治關係的題目。一九四九年參加革命以後，我到華北大學接受南下工作培訓，後來，被留在曆史研究室當研究生，師從範文瀾先生，開始轉向近代史研究。一年以後，我奉調到南開大學工作，講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鴉片戰爭史、中國近代史和北洋軍閥史等課程。雖然學術方向有所轉移，但我並未放棄古代史。我一貫主張學術不但要古今貫通，還要中西貫通，反對學問越走越窄，這個我們下麵再談。北洋軍閥史是我研究近代史的核心點，這要追溯到跟隨範老學習的那個時候。當時研究室（新中國成立後改製為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一百多麻袋北洋檔案，在整理這批檔案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北洋軍閥史。那時的工作條件很差，每天在倉庫裏弄，塵土飛揚，每人隻發一件灰布製服，一個口罩。整理工作分兩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幹淨了。因為那些檔案都很多年沒有動了，非常髒。我們早上去，晚上回來的時候，戴眼鏡的鏡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兩個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弄幹淨後，把檔案按文件類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經濟的分類，這就弄了近半年，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整理的時候就很細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後做卡片，寫明這是什麼時間，什麼事情，寫出概要性的東西，進行專題的內容分類。在研究這些檔案的同時，我又看了一些有關的書籍，對北洋軍閥史產生了興趣，我認為這是治學中的“從根做起”。一九五七年時，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約寫北洋史書稿。當時沒有人寫相關專著，我也是抱著試試的態度，寫成了十二萬字的《北洋軍閥史略》。沒想到，出版後有一定反響，日本還出了兩次譯本。我當時自認為這是以馬列主義觀點寫就的第一部北洋軍閥史。一九五七年以後至七十年代末，因受形勢影響，研究處於徘徊階段，沒有什麼進展。進入八十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約稿，希望增補《史略》。一九八三年麵世的《北洋軍閥史稿》就是在原書基礎上重新擴充、修改完成的。《史稿》出版後，我仍覺得當時沒有一部完備的北洋軍閥通史是一個缺憾，認為這是自己的職責所在，遂又經過十餘年努力，在幾位同仁的協助下，寫就一百萬字的《北洋軍閥史》一書。這本書獲得了教育部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當時我自信心很強，認為五十年內很難出現其他北洋通史，因為這是一部填補學術空白的著述。我在“文革”時受衝擊，其中一條“罪狀”就是因為研究北洋史，被人指為是專門研究壞人的曆史，與反動派氣息相通。可我覺得，曆史是豐富和多樣的，如果大家都去研究英雄烈士了，那曆史的另一麵誰來研究呢？這樣的曆史不就成了片麵的，而不是完整和全麵的曆史了嗎？
以上是我在曆史學方麵的研究情況。我的另一研究領域是目錄學。我們讀大學時，允許跨係選課，我就選了中文係的目錄學課程，跟隨餘嘉錫先生學了幾年。目錄學難度較大，比較枯燥，要教好學好都不容易。作為老師，如果涉獵不廣，積累不多，沒有旁征博引的功夫，要講得新鮮生動、引人入勝是不可能的。在極“左”時期，目錄學屬於“三基”，受到了批判，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直到八十年代時，我才在南開大學曆史係開設目錄學的課程，後來因為身體原因，講了兩年多就沒繼續。我學目錄學，是從《書目答問》入手的，讀通了這本書，就掌握了兩千多種古籍的大致情況，心中就有了作學術的綱領，無論你做哪個領域，都可以大致明了該領域內的基本書籍，再接觸其他的書，就可以很容易地增補進這個體係中去。我現在正在總結自己在目錄學方麵的成果，明年中華書局將出版我的《書目答問彙補》一書。我在攻讀目錄學時，曾經做過《書目答問》索引，一種是從人名到書名，先列出作者，字號，屬於哪一家，再列出著作；另一種是從書名到人名，先列出作品，屬於四部中哪一部，再寫出作者。通過製作這兩種索引，就等於將《書目答問》拆散了又重組，學問就應該用這個做法。你們可以看看我早年手批手校的《書目答問》，那時我就用了這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