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
說來已經是四年前的事情了，應邀為《中國編輯》雜誌開設一個欄目，便想到了“秋禾話書”四個字，寫了有一年的樣子吧，就無疾而終了，想來是因為有個別人看不下去的緣故了。
過的壞日子比好日子要多得多的中華民族先賢，所總結出來的眾多社會人類學原理中，有一條十分重要的就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沒有堅持多久，為《中國圖書評論》雜誌所設的一個欄目也停了，這樣陸續陸續發表的篇章，頓時潰不成軍，無以整編啦。
卻說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的某個時辰，大概正在我四十五初度，從“漸不惑”向“知天命”蛻變的關鍵過程中……久不響起的電話座機忽然急促地鳴響起來，從天津南開園傳來邃穀老人蒼勁而熱烈的聲音，說是承三晉出版社支持，雁齋主人可自選一冊書話作品集，小子得此飛來橫福，頓時飄飄忽忽頓有可上九天攬月之快，其實那快感源，實是邃穀老人提攜後生的那點美意啊。
是否有資格叨陪末座，小子無話可說，不過這“書話”兩字，多年未說，忽覺還有話要一說。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孫犁先生在致薑德明先生函中說：“愛書人亦愛看書目，其實中國古籍，就是那麼些，我也買得差不多了，但還是喜愛看書目，你經營的現代‘舊書’，則範圍廣大得多……買書也沒有多大興趣了。所存之書，百未讀一……”四年後的四月，薑先生在《現代書話叢書》的序言中說，唐弢書話“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給人以知識和文采，表達出一個愛書人的品格”。一九九七年春，他在《薑德明書話》選編後記中說：
我開始寫書話是在六十年代初。那時我編副刊已好幾年，一邊請唐弢先生寫書話，一邊描紅，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到了“文革”開始，各地紛紛揭發本地的《燕山夜話》，我給天津晚報寫的專欄《書葉小集》也榜上有名……至今為止，我仍認為唐弢先生寫的書話最有魅力……書話的形式無法統一定格，文章長了亦未必不好，可書話仍以篇幅短小雋永為宜。寫得精粹又談何容易！
他表示：“如今，人們要想翻看一些新文學的版本更加不易，有很多愛書的青年朋友連毛邊書都沒見過，因此，我寫書話時有意多介紹一點書的內容，以讀者不能見到原書的遺憾。”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黃裳在上海《文彙讀書周報》上有《擬〈書話〉》之作，說明黃先生對於唐弢《書話》（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六月）之文體的認同。他在當年初所寫的《黃裳書話》選編後記中回憶說，唐弢首倡的書話散文要素“四點論”，即“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說得很好，也是後來他在《文彙報》上陸續發表書話時，我們經常談起而意見一致的話題”。
他指出，唐弢對“將所有材料不加選擇地塞滿一篇”，“將書話寫成是純粹是資料的傾向”表示了保留和懷疑，“這我也是同意的”，他提出書話寫作的“問題”不在材料的多少，實際上也不在篇幅的長短，而在於“運用”：因為“無別擇的材料傾瀉，才是使人昏昏欲睡的原因。其實一篇好的論文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美文，有材料不打緊，有時還能起畫龍點睛的作用。”譬如把以往活躍在舊書業界的“書友”們的交往等有關“材料”寫進來，“也應該是書話題中應有之義”。
二〇〇〇年春，上海資深記者何倩女士在一篇人物專訪中報道說，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黃先生被抄走的藏書逐漸有所發還，有書可依了，於是他開始動手寫書話：
書話這種體裁究竟屬於哪種文體？他理解說：“書話其實是一種散文。”
他說，書話的寫作關鍵不在“材料”而在於“運用”。他的書話多在古書裏找材料，可並不等於信手拈來，皆可入文。有時看了十本書不一定找到一條可用的材料，因為寫書話和抄書畢竟是兩回事。同時，有了材料，還得有思想、有觀點，要把書中的材料和自己的思想與時代結合起來，不寫無病呻吟之作，所記事實，所發感慨，應帶有時代的聲音和痕跡，在古人身上得見今人的影子。“這樣才能使書話擺脫了骸骨的迷戀，閃爍時代的光芒。”他強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