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羊》學開創者雖然是莊存與，但是，據莊存與自己說，他的《公羊》學是受到元代經學家趙汸的影響。故論莊存與的《公羊》學，或清代《公羊》學的形成，人們往往會追溯到趙汸的經學，認為趙汸是“清代學者莊存與著書的直接先導。”（陳其泰：《清代公羊學》，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7頁。）但是，趙汸的經學究竟如何，人們的研討卻很不夠。因此，趙汸對莊存與的具體影響怎樣，莊存與開創《公羊》學的意義也就難以有較為準確的說明。所以，必需對趙汸的經學作出探討。
第一節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
趙汸的經學成就主要在於對《春秋》的研究。他認為《春秋》是經過孔子筆削的經典，既存策書之大體，又有孔子之義，而自孟子以後《春秋》就一直沒有得到過“正確”的解釋，《春秋三傳》及其以後對《春秋》的解釋雖各有所得，但也各有所失。因此，他自許要在經學上克服前人之失，綜合前人之得，以期承接孟子，使《春秋》得到“確解”，恢複聖人所著《春秋》的本來麵目。
一趙汸的生平與著述
趙汸，字子常，安徽休寧人，元末明初經學家。因築東山精舍並在其中著述多年，故人稱東山先生。其生平大略見於《明史·儒林一》：
……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傅，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黃澤有學行，往從之遊。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為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複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複從臨川虞集遊，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雞初鳴輒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春秋》。
初，以聞於黃澤者，為《春秋師說》三卷，複廣之為《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元史》此處標點誤作“《禮記》經解”，參看《二十五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複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為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為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乃複著《左氏補注》十卷。（《明史》卷二八二，參看《二十五史》。）
這段記載對趙汸的師承、治學精神、主要著作都有說明，但是過於簡略，而且有的說法容易引起誤解。因此需要根據趙汸的著述，對其作出相應的補充與解釋。
傳中提到趙汸的二位老師黃澤與虞集，他們都是僑居江南的川籍著名學者，祖籍分別在四川的資中與仁壽（可參見拙著《巴山蜀水聖哲魂》第四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而對趙汸影響最大的是黃澤，所以，趙汸著有專述黃澤學說的《春秋師說》，並在其關於《春秋》的著述中，多次稱道“資中黃先生之教”（《左氏補注序》，《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如“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春秋集傳序》，《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春秋》如正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說”雲雲（《春秋師說》卷上。）。
而黃澤之學據趙汸所言，是以《左傳》史實為主，而兼取《公羊》、《穀梁》的義理。趙汸述黃澤之學說：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左丘明作《傳》，在高弟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春秋師說》卷上。）。
因此，黃澤主張：“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采《公》、《穀》大義。”（《春秋師說》卷下。）但同時“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左傳補注序》。）。在《春秋左氏傳補注序》中，趙汸也引用黃澤的觀點：“《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源脈絡，則盡在《左傳》。”趙汸《春秋》學的研究就是循著黃澤的這一路數發展而來。所不同的在於黃澤的合《三傳》為說尚未真正將其合而為一，而趙汸則將《三傳》一統於《春秋經》。就是說黃澤雖以《春秋》有史實、義理兩者，但沒有把二者都看作是孔子筆削的體現，而是看作魯史史法與聖人書法二者並存；趙汸則將二者皆視為孔子筆削的表現，使之一統於孔子的《春秋》。而且黃澤之說粗略，而趙汸則較有係統性。
黃澤的這一兼采《三傳》為說，實是自唐代以後治《春秋》的主要趨向。在《唐書·藝文誌》中就有李氏所著的《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的《三傳異同》三卷、劉軻的《三傳指要》十五卷、韋表微的《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等以同治《三傳》為名的著述。宋代雖然有舍傳從經之說，但是，唐以後同治《春秋三傳》的學術風氣仍然延續了下來，治《春秋》者多兼取《三傳》，如孫複的《春秋尊王發微》、王日休的《春秋孫複解三傳辨失》。劉敞的《春秋權衡》與《春秋傳》分別“平三家之得失”，“節錄《三傳》事跡，斷以己意，其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孫覺的《春秋經解》（十三卷）“以《穀梁》為本，及采《左氏》、《公羊》、曆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一》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陳傅良的《春秋後傳》，用《公羊》、《穀梁》之說來推論《左傳》，被趙汸的《春秋集傳自序》推為宋人說《春秋》者最著稱之書。而黃澤治《春秋》的思路，就直接受到孫覺師徒的影響，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黃澤之學“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三》。）。趙汸本人也受到陳傅良的較大影響，他在其著作中多次推許永嘉陳傅良。所以，黃澤的經學實與唐以後同治《春秋三傳》的學術風氣相關，而趙汸的《春秋》學不僅是直接承繼其師而來，同樣也是自唐以後同治《春秋三傳》的學術風氣浸染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