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思想在人性假設方麵深受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又異於這些思想。認為人性既是一個道德人，又是一個自私人，即人性是一個複雜人。兵家將製勝當作第一要務，同時又強調不戰而屈人之兵；即主張非攻，又強調取勝，等等。可以說，兵家作為順應紛亂不定的時代，為滿足各諸侯國之間的爭伐而產生的，而在其本質上又不脫離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渠道，故兵家不僅與傳統文化具有密切的聯係，同時與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也有著密切的關聯，所以兵家兼有儒家、道家、法家思想，而墨家《墨子》一書本身就講到了《非攻》、《公輸》、《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等戰略戰術問題。《孫子兵法序》曰：“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授，孫子之學或即出於黃。”②《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頁。可見，兵家仍源於中國文化傳統。先秦兵家思想主要體現在《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等兵書中，其作者孫武、吳起、司馬穰苴、薑太公和尉繚都是先秦兵家傑出的代表。
一、重“智”輕“性”
兵家心性重“智”而輕“性”。兵家從國家安定強盛出發，認為國家之事在於祀與戎，“祀”即禮樂，而“戎”就是兵。“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②《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頁。兵家在論及心性時，其著重點放在了心之“智”、心之“術”、心之“謀”上，而不是如儒家那樣，講心之內在“善”。故《孫子兵家》第一章便為《計篇》。計者，出於智而從於心，若儒家言心，其心莫不正，莫不直，莫不善，其計若何？若為取勝用兵，其計又當如何？故兵家之計，若隻講內在心性，如孔孟，則計焉能成也。所以說，兵家言計，全在於兵之行也，即所謂在內設計好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等事宜，恐人輕行，而後可勝矣。兵家也講恩信使民，如在“五事七計”中，兵家便從經驗出發，講察實之道，而絕不從內在心性上入手。“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於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製、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11頁。也就是說，孫子之道，在於用，當兵家有其取勝目的時，便把“道”看作工具了。至於孫子所謂的“令民與上同也”，是指上下一同，也即是“齊一”，而這個“齊一”仍然與法家一樣，是從外在性上尋找，使其與上同意。如孟氏所言：“一人不疑，謂始終無二誌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誌，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偽，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3頁。由此看出，兵家言道，其立意過狹，與道家之道相差太遠，而與儒家之道也有較大距離，將道與權勢術數並而談之，可見道隻不過是兵家取勝的一個工具罷了。兵家也講“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而所謂“智信仁勇嚴”五德，也與“先王”之道有著重大的差別，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7頁。很顯然，兵家所謂的“智信仁勇嚴”，其內涵與儒家、道家有著巨大的差異。兵家的“智信仁勇嚴”，具有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往往定其量，而缺少心性的感悟，其落腳點在於勝負。當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分支，兵家也存在著“得人心”的理念，如“曰，主孰有道”，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②《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9頁。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②《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9頁。然而，就從本質上說，兵家所謂的“道”也好，“智信仁勇嚴”也好，皆是從實用主義上言說的，是從取勝上奠立的，而沒有從內在心性上說開去，存在著嚴重的自我矛盾。一方麵，講“道”，講“智信仁勇嚴”；另一方麵，又帶有功利性，而不真正地依“道”而行，仁愛利人，而是運用一些“權勢術數”，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兵家在義利問題上，雖與儒家不同，卻與墨家一樣，利字當先。儒家講義而不言利；兵家卻把利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然而又不同於墨家的“兼愛”、“利人”，兵家隻講利己。敵我雙方，當然隻談利我而不講利人，甚至說，利我就不可能利人，若利人就不可能利我。利與不利，不在於“義與不義”，而在於“敵我”之間，敵我之間，存在著利害關係，敵利，我便不利；我利，敵便不利。敵我本身存在利害關係，是矛盾的雙方，因此，利害是軍事的根本，故曰：“計利以聽，乃之勢以佐其外。”④《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2頁。也就是說，所有智計，全在“利害”，為利可以不擇手段，故除計以外，要有勢以佐之，“勢者，因利而製權也。”④《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2頁。兵家之勢，全在於製權，即必講詭道，即所謂“兵者詭道也。”⑥《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3頁。以詭詐為道，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樂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裏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製勝也。”⑥《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3頁。兵家講究兵不厭詐，以詭道而行，運用一些諸如反間欺誑之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13~19頁。以此達到製勝的目的，全然沒有儒家所講的“正心”、“直心”、“道心”、“德心”、“誠心”。從此點上說，兵家可謂典型的極端利己主義者。
二、事功與取勝
兵家與法家一樣，強調事功，一切以取勝為標準，而這種取勝又依賴於智、術、權、謀。故兵家也從經驗上入手，以用兵而有事功；而法家則是用法而有事功，所以說，兵家與法家最切近。法家言權、勢、術，兵家也言之。孫子曰：“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孫子敘錄一卷》，第4頁。又“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門，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孫子敘錄一卷》，第4~5頁。由此可見，兵家講勢、術，較法家更為接近現實，更具有可操作性。另外，法家主張明以示人，讓人知法，方可推行，而在兵家，則講究“隱”、“伏”、“密”，而不可明示。也就是說，法家貴明，而兵家尚詭。孫子曰，“軍人入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孫子敘錄一卷》，第6頁。兵家注重設伏而不可明示，尚詭譎而多變。
兵家也講仁、義、禮、智、信，講自由、平等，但兵家以戰為假想條件，因此，在其所謂仁、義、禮、智、信以及自由、平等方麵，必有一個假想的敵人，追求一個取勝的目標在裏麵，其心中有著這些前提和奠基，因此，其自由、平等，不如道家宏遠；其仁、義、禮、智、信，不如儒家真誠。兵家對人有著敵我的嚴格區分，也有著勝敗的事攻，因此，對待所謂的其仁、義、禮、智、信以及自由、平等，隻不過將其視作手段與工具而已，而不是目的。“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孫子敘錄一卷》，第7頁。所以說，兵家所說的仁、義、禮、智、信，絲毫沒有脫離取勝這個目的。兵家講戰、講勝，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一定是殺人滿城，屍橫遍野，而是追求一種更高的，兵家所謂的“善”戰、“善”勝。當然，兵家所謂的“善”與儒家有著重大的差別。關於兵家的“善”，在後麵加以論述。兵家強調取勝，同時，兵家對待所謂勝敗具有著十分寬容的態度，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由此可看到兵家的思想中，不乏“人性”的火光。“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所過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孫子敘錄一卷》，第12頁。
兵家人性假設可謂極端自私之人，然而，兵家隻是以敵我論之，並不以“用兵”為上，反而認為“兵者凶器也”，也不讚成窮兵黷武。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24頁。也就是說，用兵太久，則國用不足，後患無窮，看到了用兵的弊端，“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④《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25頁。“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④《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25頁。預見到了用兵獲取利益的局限性。從本質上講，兵家用兵，實屬不得已而為之。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故兵貴勝，不貴久。”《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26~33頁。孫子認為，用兵必遠征，而遠征必有輜重，而在古代交通不發達進行運輸糧草，若千裏運輸，二十至一也，“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29頁。此等耗費，故“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而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利無止，竭財以求利，雖獲利諸多，終當力疲貨竭，故“貴賣則百姓財竭”，自然國家虛空而民貧困，猶如當下城鄉接合處，百姓獲一時之利，而競相變賣土地，終至民貧一樣。所以說，兵家雖然主張取勝，但更強調“有利”，主張速勝。因此，兵家之權術數，皆以利為上，而歸於勝。基於利與勝，兵家提出了一係列的速勝方案，如“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等。一是激怒士兵，使之萬眾一心，奮勇殺敵，以獲速勝，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30頁。二是以貨重賞，促使士兵冒死而往，也在速勝也，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31頁。此外，兵家並不把戰爭當作唯一取勝的方法，而是講究所謂“善之善者”。何謂“善之善者”，即是不貴殺、不以殺戮為兵者之“善之善者”，而是強調使其屈服。所以，古人用兵仍然以“愛人”為上，體現了一種善的“人性”。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34~38頁。兵家雖不貴殺，但仍以兵為脅迫強製，使其屈服，在屈服方麵，又以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次之，若擊破敵軍。也就是說，雖然具有了某種“不貴殺”的“人性”，但憑借強大軍事優勢，使其屈服，卻是以外在的不得已的屈服，而非心服口服，不及道家、儒家的心服口服。在兵家看來，戰必殺人，所以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家表麵上的所謂“愛人”、“人性”，實際上則使人“屈服”，故此“愛”實為“用”也。所謂“征服”，雖出於“不忍人之心”，絕不是出於“愛人”，而是出於“自己”的保全，以“利”為衡量標準。不僅如此，兵家認為，儒家所講的“仁愛”，完全是無原則的“仁愛”，隻有取勝使其服從謂之“愛”，不殺謂之“善”，而不是從內在心性上說“愛”、“善”；也不是如孟子所講的“善心”，以求其放心，而是求其“事功”，取其“勝”也。綜上所述，兵家的人性假設，絕不單純是一極端利己主義的人性假設。兵家為達到製勝的目的，在方法手段上論述得較為全麵，實際上是把人看作複雜人，極盡權謀術數之能事，以最終獲得事功。如孫子講到，在攻取敵方的戰略上，強調了伐謀為上、伐交次之、伐兵又次之，而攻城實不得已；同時又特別注重武器裝備、糧草等物質基礎的重要性；對用兵之法也進行了總結，如提出了“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42~45頁。的作戰方法；還強調了治軍與治政的區別，“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兵家所謂的“仁義禮智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內涵與治國不同。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示，我們講管理科學，萬不可將先秦的治國、治軍、治法等，與當前的企業管理硬拚在一起，而應著重貫徹其管理思想與管理理念。若將治國的“仁義禮智信”，放在治軍之上，輕者無事功，重者會招來殺身之禍。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為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為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刃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諸子集成》第6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孫武著，曹操等注：《孫子十家注》，第48頁。其言具有重大的意義，由此也可以看出，兵家的人性假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並不是“善”、“惡”那麼簡單。就兵家所講兵法皆用權詐、變數、陰謀、騙誑而言，皆出於對人性的複雜性所考量；而《孫子兵法》中所謂的“形篇”、“執（勢）篇”、“虛實”、“地形”等篇，皆從詭道，出奇正，探虛實，設埋伏，置死地，如此種種，從人性的自私、貪利、仁愛、求生、怨恨、思鄉、饑寒、懈怠等出發，設計劃謀，變權用度，可見，其人性假設，是把人看作複雜人的人性假設。
管理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而管理從一開始產生便具有自己的奠基，即管理科學的人性假設。現代管理科學的人性假設，無論是經濟人假設，還是社會人、自我實現人、複雜人、自由發展人假設，都不能很好地解決目前在管理科學中出現的人的本質分裂這一實際情況。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它隻是從人性以外去尋找人性的本質，而沒有深入到人性的內部去把握，即沒有看到道德人的人性假設。因此，隻有將道德人作為管理科學的人性假設，管理科學才會真正走出困境，管理將不再成為一種工具式的管理，而管理過程也不再是一種痛苦的經曆，或者是一種尋找精神安慰、發泄不滿與仇恨、炫耀權力的方式。
西方思想突出地表現了“向外”的探求與擴張，從而在返回到“內心”時，則呈現出張揚理性的特點。中國傳統思想則是由外“向內”、由下“向上”的過程，即先由客觀的“天道”下落到人的“內心”，再由人的“內心”不斷“向上”提升，以達“天道”；西方思想則不斷“下求”，廣置財幣，以獲取更多的滿足。因此中國傳統思想注重於“內”，關注於“心”；而西方思想則注重於“外”，關注於“身”。一個“人性善”，一個“人性惡”；一個“道德自我”，一個“理性至上”；一個“高度抽象的人性論”，一個“經驗感知的實證主義”；一個“向內無限純一的道德訴求”，一個是“向外無限擴張的感性滿足”；一個是“成為替天行道的仁人君子”，一個則是“征服宇宙的理性澄明”；一個“努力向上直達於道”，一個則“反複論證以明於事理”。所以說，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存有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文明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