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第三章第二節哪怕做死在無錫，也不能丟臉
接下來的情況，就沒有這麼順利了。
施正榮很快麵臨一個致命的問題，公司雖然已經宣布成立，但股東們的出資掏得並不是很痛快，以至於廠房建設、設備購置也都進展緩慢，甚至很快連員工工資都成了問題。因為那些公司畢竟是被遊說過來的，自然帶有幾分勉強。等到真正讓大家掏錢的時候，它們還是要再掂量幾分的。
第一筆錢到位後，幾乎全部用於購買設備了。資金上的捉襟現肘讓當時的施正榮飽嚐心酸。他心裏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夠靠吃皇糧，創業初的幾百萬美元的投資是無錫市政府花了力氣給拚湊起來的，很多企業原本並不看好這個項目，隻是出於無奈投資進來的。不僅如此，他本人的全部身家也已經押在項目上麵了。既然風險共擔，投資方又持消極態度，自己已經身無分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尋求突破，那真的隻有死路一條，幾百萬美元就要打水漂了。
基於這一點，施正榮當時的理念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生產線建成。所以，在創業的頭一年當中，他是一個總工程師，幾乎所有生產線的設計，包括圖紙都是自己幹，每天都工作16個小時以上，累了在桌上趴一會兒，有時候就睡著了，醒過來再繼續做。經過不懈的努力，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候，第一條生產線全部調試安裝完畢，這條生產線也是當時國內最大的一條10兆瓦的太陽能電池生產線。該線生產的多晶矽太陽能電池的轉換率達到14%以上，也是施正榮跟董事會承諾的多晶矽電池的轉換效率，達到了當時世界先進水平，而產能則相當於之前中國太陽能電池產量4年的總和。當第一台設備在眾人的懷疑聲中順利生產時，施正榮第一次看到了別人信任的眼神。一位年輕的老工程師對施正榮說道：“你現在可以揚眉吐氣了！”
然而，施正榮還遠沒有到達揚眉吐氣的時候。雖然可以順利生產了，其他的問題接踵而來。首先就是資金問題，當初投入的資金到此已經全部用完，而此時的尚德，在市場方麵根本沒有成型，還沒有自己的客戶，連知名度都沒有，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工人的工資發不出。這對於一個創業初期本來人員流動量就很大的企業而言，更加是雪上加霜。“從2002年3月到2004年底，我都帶頭隻拿四分之一工資。我從澳洲帶回來的一位博士也走了，這下子更多人都覺得我不行了，連自己帶回來的人都跑了。”施正榮這樣說道。
為了生存，施正榮曾經讓員工把進口的矽棒切割，變成內銷的產品。另外，施正榮還動過生產熱棒的念頭，這是一種借助地熱來調節溫度的高科技產品，與太陽能電池並不相關。在最艱難的時期，尚德甚至有兩個月發不出工資，靠股東擔保、銀行貸款才渡過難關。一個人民幣2萬元的工程合同，在建設過程中，款已預支一半的情況下，工程公司員工衝進施正榮的辦公室逼債，揚言搬走設備抵款。連清洗公司員工都衝進他的辦公室耀武揚威。在設備抵達尚德前的日子裏，這樣的事情一個星期可能發生好幾起。施正榮感到窩囊至極，狠咬一口牙，暗暗發誓：“哪怕做死在無錫，也不能給支持自己的人丟臉。”
在尚德，施正榮最初的“嫡係”創業夥伴有四個人：曾和施正榮在澳大利亞共事五年的張鳳鳴博士、澳大利亞人泰德、兩位曾經幫助他落戶無錫的功臣——楊懷進與徐成榮。2002年至2003年間，這四人相繼離開了尚德。2004年，先後離開尚德的張鳳鳴、楊懷進、泰德等人又在徐成榮的召集下，與歸國的趙建華夫婦共同在揚中創業，組建了現在的南京中電光伏。現在四人都在從事光伏電池行業，成為施正榮的競爭對手。對於他們緣何要離開，個中的細節，我們無法去詳細了解，但是我們從施正榮日後的一段話，或者可以看出些什麼：“從2003年底到2005年年中，這一年半時間，可以說，我是中國社會大學博士速成。我對中國那些至理名言的理解可以說是入木三分，以前在中學、小學學到的那些成語，原來隻是記住了，並沒有深刻的理解，現在才真正知道什麼叫‘天時地利人和’，什麼叫‘任重道遠’、‘同甘共苦’，什麼叫‘顛倒黑白’。”
在最困難的時期，施正榮的嫡係離開了他，這對施正榮的負麵影響非常大，包括董事會的一些人，也開始找他談話。此時的施正榮一肚子委屈，他覺得那些人講的一些情況嚴重偏離了事實，對他的個人形象造成了詆毀性的打擊，他很想站出來辯解，但還是忍過去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他覺得自己沒有必要說太多，說得多了，反倒可能弄巧成拙，你越是辯駁，人家越是懷疑你，說你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倒不如什麼都不說，悶頭把事情幹好，事情真的做好了，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施正榮於是選擇了沉默，一肩扛起了大梁。人各有誌，強扭的瓜不甜，那麼，他也隻能走自己的路了。
2002年，尚德虧損近百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