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亞太地區的四小龍正處於騰飛前夕，世界上不少大企業都瞄準了這些經濟即將發生奇跡的熱點，把自己的資金、技術投入這些國家和地區。澳大利亞悉尼一家公司也不甘落後，派了自己的對外業務經理亨德爾先生到漢城去開拓市場，此行若是成功，公司將在整個六十年代獲得極大的利益。可以說，亨德爾先生漢城之行，寄托著公司董事會莫大的希望。
可是，當班機在漢城降落，亨德爾先生便遭到了麻煩。他的隨員愛默生在取行李時發覺少了一件，好不容易找到那個包，跨出機場大樓，卻找不到一輛出租車。既然旅客們都已走散，司機們當然不會呆在這兒浪費時間，真讓人不知如何是好。看來這次來韓國實在不是時候。
兩個人在廣場足足等了十分鍾，又去問訊處打聽了一番。問訊處的小姐支支吾吾半日，才告訴亨德爾他們，從昨天開始，漢城的學生上街遊行，市裏正鬧得凶，出租車恐怕要在兩個小時後才會來。亨德爾搖了搖頭：唉，既來之，則安之，隻能在這兒等待了。
正在此時，遠遠的公路上駛來了一輛老式的出租車，廣場上就隻剩亨德爾先生兩個，那車當然是朝他們直駛而來的。司機麻利地把車停到兩人身前，打開車門，還用英語道了句：“真對不起，讓兩位久候了。”有車總比沒車強，亨德爾兩個立即坐上了出租車。
愛默生是公司一位得力的雇員，他大約忘不了上次在東南亞某國挨出租車司機宰的經曆，搶著擠進了司機旁的座位。車一開動，便盯著車前的計程器。還好，司機在起動後，規規矩矩開啟了計程器，那計程器也規規矩矩地跳著數字，隻要它運轉正常，等到了飯店，按計程器的裏數付款，總不致吃虧。
愛默生胸中一塊石頭剛剛落地，車子便進了市區。果然，大街上學生正在示威遊行。防暴警察密密麻麻排列在街道兩旁。學生們舉著拳頭，喊著口號。亨德爾先生知道，學生們反對的是美國人，可是，自己和愛默生也是藍眼黃頭發的西方人，萬一被當作美國人或美國人的同黨，就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他可不願卷入一場外交糾紛，便對司機說：“去飯店有沒有另一條路？我們還是繞道去吧？”司機理解地點了點頭，立即轉入了一條岔道。
可是，出租車剛轉過兩個彎，又戛然刹住了。司機一回頭，對亨德爾先生說了聲：“對不起。”便慢慢開始倒車。亨德爾看到，車前赫然樹著一塊木牌，上麵寫著：“前方施工，請繞道。”
亨德爾說了聲沒關係便不再理會這件事了。他知道，凡是經濟即將起飛的地區，頭一件標誌便是到處建樓房，拓寬馬路，交通混亂是難免的。他隻希望這位司機對道路熟悉一點，免得走冤枉路。
亨德爾的擔心不是多餘的。這個年代，整個漢城簡直像個大大的建築工地，各個建築工程隊隻顧自己的建築速度，道路通不通與他們全無關，隻要豎一塊“對不起”的牌子，就以為萬事大吉了。那位出租車司機眉頭越皺越緊，緊張地搜索著前方，遠遠看到道路可能不通，便轉過車頭另找通路。
坐在前座的愛默生也緊鎖了眉頭，他關心的依然是計程器。車子在街道上左拐右拐，那計程器上的公裏數當然越來越大。對漢城他又不熟悉，說不出究竟該走哪條路，當然隻能把錢袋交給司機去處理了。到後來，他也不再關心計程器了，隻盼汽車早一點到達預訂好房間的飯店。
出租車終於停下了。從車窗往外看，這一條街道十分平靜，車來車往，接連不斷。大約這裏隻是商業區，遊行的學生不想來這裏。亨德爾安下心來，開始盤算如何加快談判和簽訂合同的速度，爭取早日離開這是非之地。司機迅速下了車，恭敬地打開後車門，讓亨德爾下車。臨下車時，亨德爾跟愛默生不約而同瞟了司機座位旁的計程器一眼。咦，那計程器上，明明白白地顯示著，這一趟彎彎曲曲的裏程，居然隻開了零公裏。
這是怎麼回事？司機在什麼時候把計程器複原到起始狀態了？愛默生忍不住問司機：“先生，這車費究竟怎麼算？”司機已經打開了司機座旁的車門，回頭朝亨德爾二人躹了一躬：“十分對不起，先生！由於我對街道生疏，耽誤了二位寶貴的時間，按照我們公司的規矩，這車費我不能收。如果二位還有什麼意見，請跟我們公司聯係，我們一定會給二位滿意的答複。”說畢，他一頭鑽進了出租車。
這可不行，亨德爾先生是一位辦事認真的紳士，坐了車怎能不付錢？況且今天這事也不能怪司機呀！街道這麼混亂，誰也不能保證不繞道。他立即掏出錢包，抽出一張鈔票，走上幾步，要遞給正在發動汽車的司機。
司機大聲說：“先生，這錢我不能收。別壞了我們的規矩。”說罷，揮了揮手，開動汽車離開了飯店。這時候，愛默生才想起來記下出租車的車號。可惜那車舊了點，牌照也不甚清楚，隻瞧著尾部車牌最末三個字。他不禁想，韓國之所以會有這麼快的發展，恐怕跟像這位司機一樣千千萬萬的普通員工有關，有這樣辦事認真的人，什麼奇跡都能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