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微細胞，與國家的興旺發達和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緊密相連。企業興，則國家強，國民富；企業敗，則國家衰，國民窮。正是企業在社會發展中的這種作用和地位，自從經濟學誕生以來便受到了經濟學家的寵愛。在《國富論》中，斯密對企業進行了廣泛討論。隻不過大多數經濟學家習慣於將企業作為一個在一定生產和技術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產單元，即能夠自動地根據邊際原則來決定生產要素投入產出的“黑箱”。關於企業到底是什麼，它是怎麼產生的，其內部結構和外部關係如何，企業是如何運作的等問題並沒有被經濟學家係統、嚴肅地思考過。
理論來源於實踐而高於實踐，現代企業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是順應企業曆史發展的結果。現代企業理論的出現正是20世紀20～30年代，西方大量古典企業向現代企業轉軌，企業製度的創新要求企業理論做出創新。進入70年代後，在國際上掀起了一輪企業的並購高潮，要求拓展企業理論，以便更好地對現實企業的發展做出解釋，這一時期企業理論出現了“叢林”化發展。80年代以後，人類曆史上發生了一件劃時代的事情，那就是占全球1/5的土地、占全球1/4的人口的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這種轉軌是將計劃經濟時代不嚴格意義上的企業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亟待企業理論的支持，此時，西方企業理論被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大量引進吸收和消化創新。
現代企業理論的構建過程就是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修正過程。眾所周知，價格理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為了論證價格協調機製的充分有效性，新古典經濟學把企業看做是一個“黑箱”。對新古典經濟學關於企業假設的批判，是現代企業理論產生的共同基礎。
為了解釋價格理論中企業存在的合理性，科斯把企業的本質歸結為與市場相區別的組織交易活動的契約形式。企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經濟協調活動中利用價格機製是有成本的。企業對交易成本的節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通過企業，一係列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從而減少了交易次數所引發的契約的簽訂和履行成本；二是通過契約，企業內部權威機製取代了市場的價格機製，企業管理協調節約了市場交易的信息搜集成本。在有限理性約束下，長期契約對未來預期的完全信息要求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一種成本高昂的活動。交易成本的節約是“企業在一個專業化交換經濟中出現的根本原因”（科斯，1937）。以此觀點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企業理論被稱為企業契約理論，其被推上了現代企業理論的主流位置。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Lazonick（1991）指出的一樣，企業契約理論以交易作為分析單元，仍未能跳出新古典的經濟學範式，考慮到了企業交易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問題，卻隱含了企業生產方麵的信息對稱、零轉化成本等。總之，科斯的企業理論將企業內部關係簡單化為契約關係，忽略了企業內部組織的作用，同時未能跳出均衡、經濟人、靜態等分析範式。
20世紀70年代以來，現代企業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走出理論體係的相似性，湧現出諸多不同的理論學派，它們不再建立在同一套假設條件的基礎上，而是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基於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假設前提討論企業問題。其中，演化論經濟學的觀點較為新穎。
針對新古典經濟學價格理論的局限，演化論經濟學試圖從企業行為及其對整個經濟活動影響的角度考察經濟協調問題。該理論認為，價格機製僅僅是經濟協調的方式之一。解釋現實經濟生活中具有本質意義的經濟變遷的基礎不是價格機製，而是企業的創新性競爭行為。阿爾欽指出，在缺乏完全知識的條件下，企業對未來的預期是不確定的，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行為的最優化假設隻是一種理論抽象，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不確定條件下，企業組織活動對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作用是基礎性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從企業內部出發，討論不確定條件下企業的競爭行為和競爭優勢，包含企業資源基礎論、企業核心能力理論、企業動態能力和企業知識理論等企業能力理論是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響的企業理論。該理論具有一個共同的思想：企業的本質是專業化生產組織形式，企業的生產性資源、能力和知識是企業市場競爭行為的基礎。它重點考察了企業的“生產”屬性，不過，現實中的企業活動不僅包括生產活動，而且包括契約活動，更為重要的是，這兩類活動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是動態互動的。在有限理性假設條件下，企業生產活動和契約活動及其互動表現為企業內部獨特知識的積累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