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父親秋壽南在那個動蕩的社會裏為了一家人的飯碗，就得想辦法找個靠山來保住自己的官職。他衡量一下，惟有曾五爺的勢力大，曾一跺腳，整個湖南便會發顫。
不久，秋瑾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條。一天，曾五爺提出為她做媒。秋壽南正愁巴結不上呢，如今人家親自登上門來，哪有不給麵子之理？當即答應把女兒許配給富商巨賈王老爺家的少爺王子芳。
當王家把聘禮送到府上時，秋瑾沒吭一聲。她聽說王家是個暴發戶，擔心未婚夫也是個紈絝子弟，不免埋怨父親對自己的婚姻大事太過於倉促、草率。秋瑾所處的時代是清朝末期，封建禮教對人們的束縛依然是很嚴酷的。尤其在那種社會環境下的官宦之家，對子女們的婚事，惟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根本沒有自擇的權力。即使未來的丈夫是瘋子、傻子，也隻有無條件地順從。可是秋瑾對父親為她訂下的這門親事居然持懷疑甚至埋怨的態度，這無疑是對老子的不孝，更是叛逆的端倪。
王家的確財大氣粗，兒媳過門那天的下轎禮竟是一座錢莊。可秋瑾對這並不稀罕。她認為錢財乃身外之物，不會長久。隻要丈夫有才學有抱負，就心滿意足了。慢慢地，秋瑾察覺到丈夫雖然也曾讀過多年詩書，舉止卻淺薄、粗俗，而且惟我獨尊、專橫跋扈，絲毫沒有書生的儒雅之氣。
更讓秋瑾傷心的是，她發現王子芳五毒俱全：背著家裏在外麵酗酒、嫖娼、賭錢、打架、吸食鴉片無所不好，但她還是希望丈夫能回心轉意，不知多少次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規勸他。可是，丈夫非但聽不進去，反而破口大罵："你還想調教我？人各有誌，我有的是錢，願意怎麼花就怎麼花，你一個婦人家，懂什麼？"後來，王老爺在京城為兒子捐了一個"工部主事"的官職。同年秋季，秋瑾也赴京到王子芳的任所，她以為他公務在身，無暇再出去鬼混。誰知，他那個小官兒，有職無權，整天無事可做。閑得無聊，王子芳舊病複發，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每月俸祿遠遠不夠他自己開銷，還需老子寄錢，錢一到手就花光。秋瑾的心涼透了兩種性格，兩種人生追求，秋瑾與王子芳根本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她理想中的丈夫是博學多才，有陽剛之氣，不說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也須是有誌氣、有遠大抱負的人；而王子芳則認為，女人什麼門第、什麼身世無所謂，重要的須是恪守男尊女卑、夫唱婦隨。
本來，秋瑾從小就對那套腐朽的倫理道德很反感，婚後，與公婆、丈夫所恪守、宣揚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更是格格不入。她把王家視為束縛自己的枷鎖，囚禁自己的牢籠。故此，以她的個性不可能不對王家封建家長式的製度產生叛逆想法。
秋瑾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日益強烈，這必然由叛逆想法發展到直接行為上的叛逆。她不顧王家的反對，父母的規勸，衛道者的詆毀，終於衝破封建樊籬，與王子芳離婚了。這是地地道道的叛逆行為，豈知更大的叛逆還在後麵。
秋瑾贏得自由後，於1905年東渡日本。在異邦認識了宋教仁、陶成章、蔡元培等人，特別是由宋教仁引薦，認識了孫中山，從而接受了革命思想，並加入了同盟會。她接觸的人和事多了，眼界也隨著開闊了。她從報上所見，從朋友們議論中所聞，清廷政治腐敗：文臣不務國事，互相傾軋，勾心鬥角，營私舞弊；武將不諳兵法，不會騎馬，官兵不是吸食鴉片就是宿娼聚賭。雖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可當時的清軍已無力抵禦洋人入侵。帝國主義列強以軍艦、大炮轟開了大清國門。懦弱的清政府為了保住統治地位，隻好同侵略者簽訂名目繁多的條約、協定，把大量的白銀和土地送給人家。無奈，朝廷要向百姓征收各式各樣的捐稅，朝野各級官吏更加如狼似虎地勒索百姓，外國人也煞費苦心在百姓身上打主意，肆意榨取。國勢每況愈下，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叛逆的個性，使秋瑾不可能成為大清王朝的順民，她從日本回國後就開始了"不安分"的行動。
不久，秋瑾被推舉為徐錫麟、陶成章等人創辦的大通師範學堂的督辦。從此她便以督辦的身份為掩護，以學堂為基地從事反清的革命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