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進一步加快，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法製建設也在不斷完善，突出地體現在我國各項立法進程加快，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法典化民法的起草，這標誌著我國民事立法進入了快車道。2000年以來，我國先後頒布了一係列重要的民事法律，包括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2007年的《物權法》、2009年的《侵權責任法》。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並將其列入立法機關的議事日程。可以說，這些法律的頒布催生了我國的私法時代，而製定民法典更是中國法律人堅持不懈的夢想與追求。
在2002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中，除總則編外，還包括了物權法、合同法、人格權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侵權責任法和涉外民事關係的法律適用法，合計9編。從理論上說，我國《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的先後頒布，已經將我國民法典的編纂工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這些法律與在此之前頒布的我國《繼承法》（1985年）、《民法通則》（1986年）、《擔保法》（1995年）、《收養法》（1998年）、《合同法》（1999年）、《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等法律共同構成了我國比較完整的民事法律體係，使我國民事法律得到進一步的健全和完善，也為我國民法典的編纂，實現“民法大家庭”的團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早日實現這一夢想，抓緊修訂完善《繼承法》等民事單行法並最終回歸民法典就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
《繼承法》也是我國民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關係到千家萬戶，男女老少。我國《繼承法》頒布於1985年，它總結了我國長期以來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經驗，從當時我國國情出發，規定了我國繼承法律製度，其中有不少製度具有先進性和創造性，滿足了當時乃至相當長一段時期調整繼承關係的需要。但由於《繼承法》頒布實施至今20多年一直未曾修改過，這引起了我國法學家們的關注。在2010年閉幕的全國“兩會”上，我國著名民法學專家梁慧星先生呼籲：《繼承法》頒布、實施了25年，37個條文過於簡單，應該修改了。20多年來，我國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明顯提高，擁有的私有財產的種類和數量日益增加，新的情況不斷出現，現行《繼承法》已經無法滿足和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的需求。一方麵，《繼承法》現有的一些規定過於簡單，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麵，繼承法本身也存在諸多漏洞和缺陷，主要涉及遺產的範圍，法定繼承人的範圍與順序，代位繼承製度，遺囑的形式、內容、效力和執行製度，補充繼承製度，遺贈製度，特留份製度，遺產管理與分割製度，繼承權喪失製度，遺產債務清償製度等許多方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規定本身的科學性與公正性，限製了繼承製度調整功能的進一步發揮，不能滿足新時期保護私權和民事審判實踐的需要。這些問題的存在，與我們當時所處的曆史環境和“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指導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導致我國繼承法律製度的相關規定顯得十分概括和粗略。製定一部先進的《繼承法》是成熟的法治社會的呼喚和要求。我們應當與時俱進，對《繼承法》抓緊進行必要的修訂與完善，為老百姓依法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做到“案結、事了、心也了”提供尚方寶劍，充分發揮其在促進社會和諧和保障民生權益方麵的重要作用，並為下一步編纂頒布民法典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