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槐蔭剛剛說完，韓熙光就道：
破壞一個製度或一項政策，最簡單省力、省事又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將其推向極端，使其自身承受不了而走向崩潰。“多快好省”本是辯證的統一，即既要多和快，也要好和省。好和省是第一位的，多和快是第二位的，在好和省的基礎上求多求快。人們從政策的頭頂越過去，躍到荒唐的地步，完全不要好省，隻圖多快，生產出許多無用的廢品，卻反將責任推給“多快好省”，推到毛澤東頭上。其實，聞說“多快好省”並不是毛澤東提出來的。
毛澤東對“民主集中製”有精辟的論說，然而他後期卻沒有將民主集中製貫徹到底，有時聽不進反麵意見。可是觀現今之中國，毛澤東之功之德之正確理論似無人提及，更無人去學、去繼承、去貫徹。而他後期的不民主，繼承者卻汗牛充棟，不可勝數。人們在批判毛澤東不民主的同時，自己的不民主卻又勝毛澤東十倍百倍千萬倍。特色之下是官大的說了算，名符其實的帶著封建色彩的官大一級壓死人。
封建社會還出了董宣、魏征、包拯、範仲淹、海瑞、況鍾、張伯行等等正派清廉人物，今天周大祥這樣的任命提拔評職稱，出清廉卻也難哪。拉幫結派之下馬屁青雲直上，剛正不阿頭破血流啊！
眾人一陣議論後，韓熙光道：
中國的官不受監督，官無論大小，在他權力範圍之內，隻要他想為，就能一手遮天，無所不為。國外三權分立，相互製約，兼營監督，稍有超越，便受製裁。故國外之官，犯過則辭，犯法則押。而我們中國之官，灰色收入多於工資，行動處處有陪侍。若非翻船，則無論是犯過犯法，皆小節而不責罰。此地混不下去，易地轉崗，多數還能升一級。尼克鬆竊聽丟了總統，林彪竊國，官升副統帥；江青專橫，飛揚跋扈政治局。中國共產黨似也應有相互製約的法律機製來限製約束和消除貪汙受賄等等腐敗行為，使黨的肌體保持健康。
單琳琚是花園聊天的常客，在工程科研中雖算不得出類拔萃，卻也是所在項目的中堅骨幹。心直口快，常常揭批修數專家、廢品製造者，對綜述大師冷嘲熱諷。說話無顧忌，音高聲朗。聽眾人議論毛澤東，走過來道：
說起毛澤東，我知道的故事可多了。
你和毛澤東是鄰居、還是親戚？
且不說我們家離毛澤東家隻有幾公裏，就說我外公當年還窩藏過毛澤東，使他躲過一劫呢！
你外公是什麼人？有如此際遇大功，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和我外公是同學，當年他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官府懸賞三百大洋抓拿他，他藏在我外公的學校裏躲過一劫。
水揚波、韓熙光和柳槐蔭等又議論開來。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工人階級找到了同盟軍，為共產黨找到主力軍。陳毅說“淮海戰役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其實就是農民推出來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工人占的比例很小，共產黨的江山就是農民打下來的。
毛澤東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逐步發展壯大，形成了燎原之勢。當剝奪了他的指揮權後，根據地就日漸縮小，最後不得不撤出，使共產黨和紅軍處於危亡關頭。重新換上了毛澤東，生死存亡挽危局，完成了兩萬五千裏長征，救了紅軍救了黨，創造了亙古未有、以後也不會再有的奇跡。若無毛澤東的領導和指導，中國共產黨能否勝利是個未知數。
你若有興趣打開《毛澤東選集》，你會看到《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等對各個時期極具指導意義的光輝篇章。特別是《論持久戰》曾被小諸葛白崇禧稱之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抗日救國的最高方略”。 白崇禧向蔣介石推薦，讓國民黨將領閱讀研究。真是“生死存亡挽危局，最高方略抗日寇”。你若不是偏心，不是故意閉目塞聽，從這些文章中應能得到毛澤東思想的真諦。共產黨、新四軍和八路軍在其指導下與日寇浴血搏戰，殺傷了大量日偽軍，自己雖有巨大的犧牲，卻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到抗戰勝利時建立了上百萬平方公裏的根據地，擁有近億的人口。
解放戰爭中，毛澤東指揮若定，共產黨以小米加步槍的一百二十萬打敗了蔣介石飛機加大炮的四百萬，前後消滅蔣軍八百萬，自己發展了幾百萬。得人心者得天下，這裏人心向背是顯而易見的。
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蔣軍尚有幾百萬，尚有江南、西北、西南大半個中國。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成了一觸即潰的烏合之眾。讓解放軍摧枯拉朽，頃刻間土崩瓦解，丟了全中國，逃到海島台灣苟延殘喘。少部分逃入深山為盜為寇，不久也被逐個消滅。為什麼國民黨蔣軍不能象共產黨紅軍那樣轉戰，建立新的據點、重整旗鼓呢？區別在於有沒有人民的支持和那個軍事才幹。
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也曾打過不少大仗惡仗硬仗，消滅了不少倭寇。何以在解放軍麵前卻是如此不濟、一觸即潰不成軍呢？是民心在起作用。抗擊日寇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軍民同仇敵愾，為國捐軀光榮，戰士勇猛無畏、視死如歸。而人民希望休養生息時挑起內戰就不是人民所期盼的了，當時的美國人都說“蔣介石正在失去中國人民的支持”。其實抗日戰爭正如火如荼進行中蔣介石就說“日寇為癬疹之疾，共黨乃心腹之患”，發動了幾次反共高潮。從那時起就失去了人心，可以說“皖南事變”就埋下了蔣介石失敗的根子。
解放後中國並沒有走蘇聯、東歐的老路，毛澤東是個隻吸取別人經驗、不肯走別人老路的人。
對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工商業實行利用改造的政策，實行農業合作化，緩解了社會矛盾，發展了經濟，改善了民生。他高瞻遠矚，《論十大關係》從理論上解決了中國經濟建設中的主客觀條件、緩急輕重各種關係，製定了正確的大政方針。建國後共產黨許多政策雖然有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之處，但基本上是合時正確的，都獲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使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飛躍。有欠當和失敗也是認識問題，也有具體執行中偏離了毛澤東思想，其中就包括毛澤東本人也偏離了他自己創建的思想。
是的。農業合作化，土地集中耕種，本該向前發展、推進，走機械化大農業之路，方便科學管理，節省人力物力、提高單位麵積產量。可人們覺得土地和打的糧食都是幹部的，消極怠工起來，收入能好得了麼？這時不是教育幹部和農民提高覺悟、提高文化科技，努力工作。卻怪罪合作化，戛然而止，將土地再次切成碎塊分到戶，重又回到單幹。數年後複又讓善經營者、資產者逐步兼並承包。為什麼不在土地未切割成碎片前就讓善耕種者耕種，善管理者管理，其餘的人各盡所能去幹自己喜歡的力所能及的事業呢？按勞取酬、合理分配呢？而定要打碎成個體戶後再向貧富分化、倒退到以投資、雇傭的剝削形式來整合、走華西大隊相反的路呢？
鬱山、韓熙光和水揚波來自農村，對此感慨無限。
黃克誠說“抹黑了毛澤東，也就抹黑了共產黨，抹黑了共和國”，這話有道理。是的，完全否定毛澤東，也就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四十年，否定毛澤東思想就否定了共和國之根，否定了道德行為的新準繩，新中國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
經濟發展了，腐敗卻又蔓延擴散泛濫開來，大案要案窩案不斷浮出水麵，層出不窮。更令人擔憂的是還在向高層、向深層次發展，拉幫結派的人事安排焉能不產生腐敗？唯有建立起人民具有監督權的民主集中製，才能抑製腐敗的發生，使腐敗有所收斂。
好在反腐防貪已成黨內外共識，上下共識。再倡毛澤東，不再讓貪汙受賄的蛀蟲逍遙法外，監之、刑之、殺之，以儆效尤，功效會顯現出來的。
不過也難哪！現在聖潔的教育和救死扶傷的醫療衛生遭到了嚴重汙染。“為人師表”成了為錢師表，班班收費、門門收費、挖空心思、想方設法收費，擇校費高得令人瞠目吒舌。如此培養出來的接班人令人很不放心啊！“懸壺濟世”成了懸號濟醫、藥比金貴傳播錢神瘟疫，杏林醫德下滑對全民道德下滑起著推波助瀾的示範作用。
韓熙光、水揚波和柳槐蔭三個人我接著你、他接著我、你又接著他輪流抒己見，其他幾個人偶爾插言，眾人都聽得津津有味。
現在某些方麵又比文革時期好多了。若在文革，諸位恐怕都得到學習班學習幾天了，這也是民主的體現啊！
郭林發了一句感歎，單琳琚道：
現在有些人用侮辱性下流語言向毛澤東潑汙瀉穢，政府和黨也不管，幾位對此有何見解和高論。
噢，那些多隻是些被鎮壓的偽政權官員及反動派後裔，毛澤東領導人民革命奪了他們的江山和天堂，殺了他們的親屬，懷有刻骨仇恨，自然沒有好語言。若他們的祖先得逞，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就不會變，自然也不會強大起來。不過這些人和他們的祖先一樣沒有真理與正義，沒有事實依據，隻會謾罵詛咒，發泄怨恨和不滿，沒有絲毫戰鬥力。完完全全是十足的流氓和跳梁小醜的蟲鳴而已。至於黨和政府為什麼不管，那就不清楚了，大概可能也許是國家強大、政權鞏固，那幾個小醜翻不起大浪，還可以釣到言論自由之譽吧！
水揚波接著柳槐蔭道：
現在不抓右派言論了，反毛澤東成了時髦，可隨便說去，所以才有蚍蜉撼大樹。毛澤東在文革中確也有欠商量和用人不當之誤，確也給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造成了巨大損失。至於“黨不是”還是不能說，批鄧也不容許。但說了也不會被抓到牛棚裏去圈起來、再弄斷胳膊腿什麼的。否則，你們還真得小心為上，少說為妙。不過容許說不見得就民主，就有輿論監督。官員完全不理睬輿論，我行我素，自然還是不能監督，監督依舊等於零，依舊是貪汙賄賂公行。掌權者恣意橫行，民眾敢言而不敢行、甚至不敢言，法製保護下的腐敗無法治。機電所的周大祥就完全不在乎全所職工的輿論和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