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寫作的習慣，我更發奮筆耕，在各書報雜誌發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買了千百份小紀念品送給信徒。我並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報，隻想以此廣結善緣。後來，有許多學子受了我的鼓勵，前來學習佛法；而賣紀念品的小販也發了小財，在買賣之間，受到佛法的熏習加被，而自願皈依在三寶座下。後來，台灣到處有佛教小紀念品的流通處，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於此，更印證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編輯雜誌，還自掏腰包，購買佛教書刊給信眾閱讀，《菩提樹》月刊、《人生》雜誌、《覺世》旬刊，及台灣印經處和瑞成書局的佛書，都是我常與人結緣的禮品。我希望大家多讀多看，以便思維與佛法契合，成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為淨化世間的一股清流。果然，當年受我饋贈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講台，發揮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錢，成長了佛教如許的花果。誠然，花錢不光是買自己所需，最好能買取智慧，貢獻大眾。
還記得二十六年前，葉鵬勝的父親以做僧鞋為業，賣價一雙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購買；經常往來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麵店裏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陽春麵，我都付給五元錢。人皆怪之，我卻感到理所當然：因為那時佛教事業並不普遍，身為佛子，我隻是想盡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拋磚引玉，鼓勵商人多從事有關佛教的事業，如此一來，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購買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豈不一舉兩得？
我常到香港．香港的出租車經常拒載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雙倍的車資給司機，希望能改變風氣。後來，我更將這種理念擴及一些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買了一大堆當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來之後卻不知道如何處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訪問，在小攤子邊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沒有自己歡喜的東西，隻得給每個攤販泰幣一百元，一百多個攤販都用奇異的眼光看我，我隻是實踐我“小小布施”的心願。
率團出國，觀光名勝，我也總是率先購物，儼然一副采購團團長的模樣。其實，我自奉甚儉，並不需要那些紀念品，隻是我知道：隨行的信徒看到我買，就會跟進，讓他們跟那些小販結緣，也是好事。甚至我組織弘法探親團到大陸時，看到徒眾與商家討價還價，也會被我斥責，因為我知道那些東西索價是高了一些，但他們的生活那麼貧苦，我們怎麼忍心還價。
我沒有購買的習慣，但要買時，從未想買便宜貨，總怕商人不賺錢。我以為，本著一種歡喜結緣的心去消費購買，將使商人因經濟改善而從事產品質量的改良創新。錢，與其購買自己的方便，不如用來購買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貴。如此一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會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創辦壽山佛學院，免費供應膳宿給學佛的青年。於是，我節衣縮食，以便支付巨額的教育費用。不長於經懺佛事的我，也甘願到殯儀館誦經，替喪家通宵助念，並且費心於各處張羅師資。此外，我一有了紅包，即設法添置設備。一次購買一張、兩張椅凳，三本、四本圖書，點點滴滴地累積下來，教室就一間間增多了，圖書館也占據了好多間。我不以為這是一種負擔，因為我始終覺得是為大家買的，而不是為個人買的。“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想來也不過是向來“以眾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濟功德會剛成立時，我也剛在佛光山開山，即曾以十萬元讚助。就在那時，聽說台中有一位素未謀麵的青年碩士欲至日本攻讀佛學博士，唯囿於經濟困難，無法如願。我立即親自送了十萬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資助青年學者到國外遊學，以增進其閱曆……像這種補助文教慈善之事不勝枚舉。如今，我看到慈濟功德會蓬勃發展，青年學者在佛教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的成長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心中也不免欣喜。隻要我們能以“享有而不擁有”的觀念來理財，自然能時時分享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樂趣。
一九五○年，煮雲法師從舟山到台灣，我將剛裁縫好的一件長衫送給他，從此，我在圓光寺一襲短衫過了兩年；早年開山時，萬般困難，某法師向我借八十萬元，念及他是長者，我也盡力籌措，後來知道他隻是為了試試我的為人，心中也有不滿。我多次率團到日本開會，團裏的法師要求我替他們出旅費，當時，我自理都稍有困難，遑論顧及他人，但我還是多方設法，滿足所需。過去，一些同參朋友在台灣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經對我不起，我也不念舊惡，時予資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錢，我也盡己之力順應所求。平日看到別人不慎遺失錢財，一副焦急的模樣，自然會升起惻隱之心，還自願出錢幫助，解決困難。我不富有，但肯散財，我不曾因此而貧窮，“錢用了”，隻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已有”，夫複何求？隻是有些厚顏之士，往往獅子大開口，索資數萬乃至百萬，雖說錢是用來消災解難，但我不願給予，因為金錢是淨財，不能讓它成為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