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緣，本來隻是為了利他，卻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舉辦“佛光緣書畫義賣會”，為佛光大學籌措建校基金。當各地藝術家雲集台北道場鑒賞書畫時，都不約而同地咋舌驚問：“大師！這麼寶貴的名家真跡，您是如何‘化’來的？”我告訴他們：“我隻是在平常肯拿出一點真心和別人結緣罷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著輪椅，帶著尚未痊愈的腿傷，從台北回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靈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謝，並且說，她是滿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從來沒有拜過別人。後來她聽說佛光大學要募款，將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數捐出，使義賣會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與我素昧平生的高嶺梅先生臥病醫院，請家人轉告，希望我能為他主持皈依。當時我的行程已經排滿，短期內無法赴港，想到山海遠隔，何忍讓一個老者拖著病體來台，於是用電話方便皈依。事後他送了我一幅張大千先生的“觀世音菩薩”畫像以為致謝。直到舉辦義賣會時，我才知道高嶺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張大千先生國畫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觀世音》和《荷花》居然為佛光大學籌得一億六千萬新台幣，對於巨額的工程款項，不無小補。
在義賣會場，望著張大千的名畫，我突然心有所感：法華會上，無盡意菩薩為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遍塵刹，百千萬劫化閻浮”的精神深深感動，“即解頸眾寶珠瓔珞，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佛世時，須達多長者聆聽佛陀法音以後，心生歡喜，故發心以黃金鋪地，興建衹園精舍供養三寶，這些經典裏記載的事實無非證明了“化緣要化心”。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釋迦牟尼佛的無上智慧，我們固然無法望其項背，但是我們可以見賢思齊，努力效法，用無盡的悲心願力和大家廣結善緣。
多年前，潘孝銳居士聽了我的說法以後，心生感動，不但對於佛教的文教事業多方支持，並且將自己的圖章放在銀行，囑咐辦事人員，隻要我去借錢，無條件支付。維力企業的張登旺董事長也由於我為他講說《心經》，心開意解，所以捐了一千萬元維力清香油給佛光大學義賣。而自謙“小人物”的餘福隆先生，因為和工廠員工與我一齊“素齋談禪”的因緣，而發心捐獻台北道場十二樓的地板石材。想當初，我臨時提議，決定拜訪他的工廠時，車上的徒眾還恐怕耽擱時間，延誤行程呢！
香港的出租車司機拒載佛教出家人，因為他們認為出家人光頭，會讓他們出門賺不到錢，甚至賭馬打牌都會輸得光光的。為了改變他們的成見，每逢搭出租車時，我總是在車資以外，附上豐厚的小費，給他們歡喜，讓他們發財。有一回，我在紅磡體育館講經時說道：“出家人是財神爺，能帶給眾生物質與精神、世出世間的財富。”話語甫畢，台下一片掌聲雷動。現在我到香港坐出租車，司機反而不收我的錢了。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有時為了利樂眾生，我們甚至還要喜舍財物。
五年前，我將信徒送給我靜修用的蒙地精舍，提供給李自健先生作畫，乃至為他安排畫展。五年後，他捐贈新台幣五十萬元給我作為弘法基金。三十年前，阮囊羞澀的我，將身上僅有的五十元，拿給黃麗明作為學道資糧，三十年後，她以十萬倍的錢財供養我作為道場的建設費用。她的同修曾梁源先生是建築公司的總經理，本來沒有什麼深厚的信仰，後來有感於我不但不向他化緣，反而連續三次都要他少捐一點，讓他覺得感動萬分，因而對佛教更加護持。一九九四年，他為台北道場的成立而熱心奔忙，後來見來往的信徒絡繹不絕，道場的法務繁忙不已，索性搬來與道場毗鄰而居，以台北道場的服務員自居，發心從事安全維護工作。
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最重要的是以化心來結緣。隻可惜末法時代，許多人誤解濫用，使得這個在佛教流傳千百年來的美好製度頻生弊端，但看一些出家人經常向信徒勸募，乃至沿街乞討，姑且不論其身份真偽如何，但是他們的行儀可曾對人心有所啟迪？得來的錢財是否真能達到淨化社會的目的？“化緣化心”，廣結善緣，將人心導人正道，才是出家人最重要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