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家長，敢於在公立學校為自己子女的教育方式提出異議，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因為通常別人會告訴他們，最好把這些教育上的問題留給那些具有資格的專家去處理。我認識一位住在城郊的年輕人，便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兒女的教育方式向學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是個具有獨立思考的人，並對自己的信念極具信心。他不斷提出問題，而且獨自與世俗的舊習奮戰。一年之後，有不少人受他的影響，選他出來當社區教育委員會的委員。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蒙受其益，更有數百名孩子因他所提出的意見而得到了好處。
在如今的市場上，泛濫著各種各樣的教科書，兒科醫師告訴我們要如何喂養、撫育和照顧子女；幼兒心理學家也告訴我們該如何教導子女；成功的生意專家告訴我們要如何使生意成交；在政治上，我們投票很少是出於個人的選擇，大部分是跟從某些特定團體的意見；甚至我們的私生活，也常常受某些專家意見的影響。這些專家觀察、製作圖表，然後把意見銷售給大眾，讓大眾去消化、吸收，並奉之為行動的準則。
我們絕大多數人（無論是男是女），都沒有想到自己其實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專家——在他們自己本身、家庭或事業的世界裏，他們做某些事，隻不過是因為某些“專家”這麼說，或因為那是一種流行，就跟著去湊個熱鬧。
愛德加·莫勒非常幸福地用“群體狀況”這個詞來警告我們——他認為這種東西會扼殺人類個體的珍貴價值。“這種扼殺，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納粹政權一樣。”莫勒在《周末文藝評論》中寫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殘暴和專製成分，這是與美國社會的理想背道而馳的。”
“美國的立國精神除了維護國家的獨立外，另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使人民在國家中受到尊重。假如美國人因受威脅、賄賂，或被教育成不具獨立人格的族群，他們就有權力起來反對政府。”
莫勒在文章最後辛辣地指出：“雖然人類還無法達到天使的境界，但這也並不是他們必須變成螞蟻的理由。”
難以諱言的是，我們今日最難要求自己達到的誡命便是：“保持自己的真麵目。”在這充滿了大眾產品、大眾傳播及裝配線教育的發達社會，了解自己很難，要維持自己的本來麵目更難。比方說，我們便常以一個人所屬的團體或階層來區分他們的屬性，如“他是工會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婦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動分子”等等。幾乎我們每個人都被別人貼有標簽，也毫不留情地為別人貼上標簽，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強盜”的遊戲。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哈洛·達斯，對順應群體與否的問題曾做過專題研究。他在1955年的學生畢業典禮上，以《成為獨立個體的重要性》的題目發表了即席演講：
“無論你受到的壓力有多大，使你不得不改變自己去順應環境，但隻要你是個具有獨立個性氣質的人，便會發現，不管你如何盡力想用理性的方法向環境投降，你仍會失去自己所擁有的最珍貴的資產——自尊。想要維護自己的獨立性，可以說是人類具有的神聖需求，是不願當別人屈尊附就的尊嚴表現。隨波逐流雖可一時得到某種情緒上的滿足，卻也會使自己的心情難以寧靜。”
達斯校長最後做了一個很深刻的結論。他指出：“人們隻有在找到自我的時候，才會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到這個世界上來、要做些什麼事、以後又要到什麼地方去等這些基本的問題。”
1955年6月，澳大利亞駐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受任為紐約聯合大學的名譽校長時，曾經指出：
“生命對我們的意義，是要把我們所具有的各種才能發揮出來。我們對自己的國家、社會、家庭，都具有責任。這是我們來到這世上的理由，也能使我們活得更有用處的基礎。如果我們不去履行這些義務，社會便不會有秩序，我們的天賦和獨立性也不能發揮——我們有權利也應有一個神聖的機會去培養自己的獨特性，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家人、朋友，甚至全人類達到永遠的快樂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