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來，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革新，我國茶葉已從單一茶類發展成多種茶類，茶樹良種繁育栽培和采製技術以及機械沒備各方麵，都已有極大進步，與陸羽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茶經·八之出》中對各地茶葉品質所分的等次，已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但從影響茶葉品質的因素來說，茶葉產區的地理位置畢竟是一個重要因素，所謂地理位置，並非專指緯度和經度，而是泛指其所處的自然條件——氣候和土壤。
茶區的自然地理條件，就是通常所說的大氣候。適宜於茶樹栽培的生態條件，大體上有幾個極限：
（1）氣溫：年平均氣溫在15℃以上，積溫在4，500℃以上。
（2）雨量：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
（3）濕度：空氣相對濕度在80％左右。
（4）土壤：呈微酸性反應，pH值在4．5—6．5之間。
我國秦嶺和淮河以南的山地或丘陵地，凡是土層較厚，（在60厘米以上），坡度不大（25°以下），排水良好的地方，在氣溫、雨量、濕度方麵，大都符合上述條件，適宜於栽培茶樹。當然，在這樣廣大的地區內，氣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等生態條件都很複雜，同時茶樹對這些生態條件的適應性，因品種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製茶種類和這些生態條件的差異性，關係也極密切，所以，在選擇茶園位置的時候，不僅要考慮大氣候的條件，而且要注意小氣候的條件；不僅要考慮自然地理條件，而且要注意茶樹品種和製茶種類的選擇；不僅要考慮生產的可能，而且要注意消費的需要。唐代的茶產地就是在人們不斷的實踐中形成的，唐以後的茶區也是按照這些客觀規律辦事而發展的。事實證明，凡是背離這些客觀規律辦事的，茶葉生產就得不到發展，也不能收到最大的經濟效益，這就是為什麼在規劃茶區的時候，首先必須充分掌握曆史的和現在的自然地理資料的緣故。
在《一之源》中，《茶經》作者已談到茶產地與品質的關係，並以人參為例，說明選擇茶葉的困難。如同《八之出》把茶葉產地分為4等一樣，陸羽把人參的產地也分為4等，即：
上等產於上黨；
中等產於百濟、新羅；
下等產於高麗；
等外產於澤州、易州、幽州、檀州。
陸羽關於按人參產地分等的說法，和南朝齊梁陶弘景的說法大體上是一致的。李時珍《本草綱目》的記載是：
“弘（《本草綱目》誤怍宏）景曰：上黨在冀州西南，今米者……多潤實而甘，俗乃重百濟者，形細而堅白，氣味薄於上黨者。次用高麗者，高麗即是遼東，形大而虛軟，不及百濟，並不及上黨者。”
到了明代，上黨人參，已“不複采取”，“其高麗、百濟、新羅三國……其參猶來中國互市”。（俱見《本草綱目》）從李時珍的以上說法看，當時除上黨人參已不可得外，似高麗人參的品質，猶在百濟、新羅之上，這就和陸羽的說法有所不同了。
但單憑產地來分別產品品質等次，對野生作物可能是可用的辦法，如野生人參就是這樣，因為野生作物的品質，隻受自然條件和品種的製約，而這兩種條件一般是不變的，沒有可變的條件，產地就成為品質的標誌。但對人工培育的農作物來說，就有許多可變因素，如品種的選擇，茶樹的肥培管理，茶葉的采摘製造等等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對產品品質起著作用，以產地區別茶葉的品質，是一種原始的方法，實際上，《八之出》的注中，各州下所加的注，也否定了按產地區別茶葉等別的淪點，《一之源》所說的“茶為累也”，其困難可能也在這裏。但這裏並不否定產地與產品品質的關係。凡自然地理環境良好的地方，一般地說也是產好茶的地方，如祁門紅茶，大家都承認它品質優良，就是因為祁門的自然條件適應於祁門茶種繁育生長的緣故。但是，如果沒有祁門製茶工人那樣具有特色的製茶技術，祁門紅茶也不可能成為名茶，因此，對生產者來說，不可在盛名之下忘乎所以，對消費者來說，也不能迷信名茶產地必出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