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一個持久的爭論——1947—199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UFO研究中的角色
有95％的美國人至少聽說過或閱讀過關於UFO的故事，其中57％的人相信UFO是真實存在的，美國前總統卡特和裏根也稱親眼見過UFO。不明飛行物研究者（這是對UFO愛好者創造的新詞）和UFO的私人研究機構遍及全美。許多人都相信：美國政府，尤其是中央情報局進行著大規模的陰謀活動並掩蓋真相。自從20世紀40年代末出現UFO現象到UFO已成為不明飛行物研究者的主題，中央情報局一直隱藏著他們的調查。
1993年年末，不明飛行物研究者要求中央情報局公布UFO的所有信息。此後，國防委員會情報處的詹姆斯·渥爾塞命令重新檢索所有機構的UFO檔案。這份調查追溯了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1990年中央情報局在UFO問題中的影響和活動，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中央情報局在探索UFO之謎中的努力、活動計劃對UFO現象的影響，並試圖揭秘中央情報局在整個UFO調查中的活動。整篇調查得出結論：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央情報局對UFO問題的研究是有價值的，而此後，他們卻隻對UFO現象進行了有限的邊緣研究。
1947—1952：背景
在1947年（美國和蘇聯冷戰期間），出現了UFO現象的第一次高峰，而美國的第一份飛碟報告就公布於1947年6月24日。
肯尼思·阿諾德是一名私人飛行員，也是受人尊敬的商人，他在華盛頓的一座山峰附近尋找一架墜毀的飛機時看到9個碟狀的物體。據估計，它們的飛行速度超過了每小時1600千米。在阿諾德的報告之後，又出現了大量關於UFO現象的報道，目擊者包括軍用、民用飛機駕駛員和全美空中航行主管人。1948年，美國空軍將軍、空軍技術勤務指揮部長納撒尼·托尼成立了“信號”計劃工作組，該計劃以UFO客觀存在並與國家安全相關為前提，主要負責收集、整理和評估與UFO相關的資訊及情報。
在俄亥俄州代頓市的空軍基地，由空軍器材司令部的技術情報局主控“信號”計劃，並在1948年1月23日開始實施。盡管起初空軍害怕這些物體是蘇聯的秘密武器，但不久就斷定UFO是真實並容易解釋的。空軍的報告發現，幾乎所有的UFO現象都有可能是報告者歇斯底裏般的錯覺、騙局或是對已知物體的曲解。然而，報告仍建議軍隊情報局繼續控製所有現象的調查，並沒完全排除宇宙外現象的可能性。
20世紀40年代末，空軍在一個新計劃——“怨恨”計劃的指揮下，依然從眾多的UFO現象中采集並評估數據。該計劃試圖通過設計一種公共關係活動來減輕公眾的焦慮情緒，勸說公眾相信UFO的出現並不特殊，將UFO現象解釋為“氣球、飛機、行星、流星，視覺錯誤、雷達反射”，甚至“大的冰雹”等。“怨恨”計劃的官員們在已經得到研究的UFO報告中，並沒有發現外國先進武器的設計動向，由此他們認為UFO並不威脅美國的安全，並且建議該計劃縮小研究範圍。這是因為空軍官員的興趣隻在於鼓動人們相信UFO的存在，並促成一種“戰爭情緒爆發”的氛圍。1949年12月27日，空軍宣布“怨恨”計劃終止。
隨著冷戰的日益加劇、朝鮮戰爭的爆發和UFO現象的頻頻出現，1952年，美國空軍情報局長，少將查爾斯·卡貝爾命令進行一項新的研究計劃。因此，“藍皮書”計劃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空軍研究UFO現象的主要措施。UFO的鑒定和解釋工作由代頓市的空軍器材司令部負責。在這個計劃中，空軍技術情報中心工作人員的態度並沒有轉變，還是試圖勸說公眾相信UFO並不特別。
“信號”計劃、“怨恨”計劃和“藍皮書”計劃為美國接下來30年對UFO的態度奠定了基調。
1947年—1952年，中央情報局一直密切監控美國空軍的行動，他們意識到，日益增長的UFO現象和由此引發的對UFO的關注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的威脅。鑒於UFO現象的分布情況，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懷疑這會引起1952年的“中秋飛碟狂潮”。中情局官員接受了空軍的調查結論：“這些現象不太可能是行星間的飛機，所以有必要逐個調查。”
1952年，美國發生了大量的UFO現象，尤其是在7月份。7月19日—20日，華盛頓國家機場和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的雷達追蹤到神秘的影像。7月27日，這一影像又一次出現了。雖然空軍緊急派出殲擊機進行追蹤，但仍一無所獲。此次事件成了全美國的頭條新聞。美國空軍給白宮的解釋是：雷達影像可能是逆溫現象。此後，民間航空局調查證實，這種雷達影像很常見，是由於逆溫造成的。
盡管中央情報局監控UFO調查已有很多年，但他們仍將科學情報處和當前情報處合並組成一個專門的研究小組，來調查這一連串現象。愛德華·拉斯是科學情報處下屬的武器設備部的主要負責人，他宣稱大多數的UFO現象都很容易解釋。然而，他卻仍然建議中央情報局應該和空軍技術情報中心協作，繼續監控該項研究。同時，他主張情報局向公眾和媒體隱瞞事實，因為考慮到“他們容易有大驚小怪的傾向”，並使他們相信UFO的確存在。
中情局副局長羅伯特·埃莫伊接受了這份報告，並將UFO調查工作交給了科學情報處下屬的物理信息產業部，由瑞·格登負責。該局的每個部門都要為調查服務，格登也要與空軍技術情報中心緊密合作。埃莫伊命令該組織著重調查UFO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這實際上是國防委員會情報處沃爾特·貝德爾·史密斯的想法。史密斯很想知道空軍對飛碟的調查是否足夠客觀，以及還需花費多少金錢和人力才能確定少部分未能解釋的不明飛行物。史密斯認為：“雖然UFO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概率是萬分之一，但仍不能冒這個風險。”據史密斯所言，中央情報局有責任通過法規協調情報調查工作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史密斯也想知道如何運用與美國民眾心理衝突相聯係的UFO現象。
在格登的帶領下，中央情報局的研究小組與美國空軍官員在代頓市的空軍基地會麵並檢查了他們的數據和發現物。美國空軍稱報道中90％的現象都很容易解釋，而另外10％則是“可靠觀測者的視覺誤差”，並不認為這些現象中含有美國或蘇聯的秘密武器或者是“火星人”，也沒有任何證據去支持這些觀點。最後，空軍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一致認為，中情局對UFO的進一步質疑“將會使情況更加嚴重”。
現在看來，中央情報局這次隱瞞的做法對其以後的陰謀和掩蓋事實的花招要負很大的責任。
中央情報局研究小組也調查了蘇聯媒體對UFO的報道，但什麼也沒發現。這使得研究小組認為這是蘇聯政府有意為之，他們還認為蘇聯政府可能將UFO作為一種心理戰術工具。此外，他們擔心如果美國空中警報係統負載太多的UFO信息，那蘇聯就可以趁此機會突然進行核武器攻擊。
由於冷戰衝突的日益加劇及蘇聯勢力的增強，中情局研究小組擔心飛碟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他們認為蘇聯可能會利用UFO報道觸發美國民眾的恐懼心理，並且蘇聯會利用UFO現象使美國空中警報係統負載過重而不能辨清真正目標和UFO幻影。科學情報局副局長馬舍爾·查德維爾補充說：“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引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視，為了社會和諧，要開始思考解決辦法。”
查德維爾在1952年向史密斯介紹了UFO的情況。他主張盡快采取行動，因為他相信，“一些事情要發生了，必須立刻開始關注這些事情”，並且，“不明飛行物從高處以極快的速度飛行在美國主要防禦係統附近，而這些飛行物不是自然現象，也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飛機類型”。他就國防委員會情報處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畫了一張圖，建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負責人在情報、防禦研究和發展領域都將UFO現象作為重點研究計劃。他還向史密斯建議，集合最頂尖水平的科學家成立一個UFO研究機構。此後，史密斯命令中情局副局長羅伯特·埃莫伊負責組建直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情報管理處，繼續開展UFO調查工作並且與空軍協調合作。
1952—1953：羅伯特森小組
1952年12月4日，情報谘詢委員會接手UFO的調查，羅伯特·埃莫伊作為代理主席向委員會說明了史密斯的要求，即非正式地討論UFO問題。然後，查德維爾簡單回顧了情況並介紹了空軍技術情報中心的現行計劃。委員會認為國防委員會情報處應該“挑選一些科學家按照相關科學理論檢查和評價現有的證據”，並建議由情報管理局負責該項任務，空軍情報處處長、少將約翰·桑姆弗德充分配合。
查德維爾同時還調查了英國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他獲知英國也在積極研究UFO現象。1951年7月，英國成立了一個事務委員會來專門研究飛碟，這個委員會由著名的科學家瓊斯領導。瓊斯以及委員會的結論與中央情報局委員們的結論十分相似：這些現象不是敵機而是對自然現象的誤認。但是英國方麵提到，在最近的一次飛行表演中，英國皇家空軍和部隊高級官員看到了“一架完美的飛碟”。
由於媒體的反應和官員們的親眼所見，瓊斯一時間很難改變公眾對UFO現象的輿論：他們都相信UFO是真實存在的。
1953年1月，查德維爾和來自加利福尼亞科技研究所的傑出物理學家羅伯特森領導組建了研究UFO問題的專門小組。這個小組由一些非部隊人員的科學家構成，他們包括：組長羅伯特森，核物理學家薩姆爾，高能物理學家路易斯，雷達電子學家特斯通·培格以及地理學家勞埃德·伯尼爾。
這個研究小組的任務是：檢查現有的證據並調查UFO現象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可能威脅。
小組成員於1953年1月14日—1月17日會麵，檢查了空軍收集的關於UFO現象的數據，然後用了12小時研究這些現象，最後宣稱能夠解釋大多數的UFO案例。例如，1952年7月2日猶他州拍攝的UFO影像，1950年8月15日在蒙大拿州大瀑布附近拍攝的影像，都被認為是太陽光反射到兩架美國殲擊機的表麵而引起的視覺誤差。
小組還一致斷定，沒有跡象表明UFO現象對國家安全有直接威脅，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能證明那些物體是來自地球之外的。同時，他們肯定並持續不斷地強調UFO的報道會威脅政府的“正常職能”，用這些不相關的報道阻塞通信渠道容易引起“民眾情緒激動的行為”，這會對政府不利。他們也擔心敵人可能會利用UFO現象幹擾美國的空中防禦係統，從而趁機襲擊美國。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小組建議國家安全委員會公開UFO報道並製定公共教育政策，使公眾相信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UFO是天外來客。該報告建議利用媒體、廣告、商業俱樂部、學校甚至迪斯尼公司使人們了解這一點，該報告充斥著麥卡錫主義，甚至建議像洛杉磯的民間飛碟調查者、威斯康星州的空中現象研究組織等這樣的私人調查團體都應該受到監控。
羅伯特森小組的結論與早期空軍的“信號”計劃、“怨恨”計劃以及中央情報局下屬的科學情報處的結論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所有的調查組織都認為UFO現象對國家安全沒有直接危害，並且沒有證據表明UFO是天外來客。
在羅伯特森小組作出結論之後，中央情報局放棄了選派人員進入情報管理處研究UFO的計劃。中情局官員稱，盡管為了國家安全考慮他們要繼續監控UFO現象，但不再認為UFO現象是有依據的。中情局官員對飛碟研究的任何成果都加以嚴格限製，不僅是將羅伯特森小組的報告歸為機密文件，而且禁止中情局下屬的小組提及UFO。這一態度對之後大眾對中情局的看法，造成了很大影響。
20世紀50年代：中情局興趣的減退
在羅伯特森小組的報告之後，中情局官員將UFO問題暫時擱置起來。1953年5月，查德維爾將研究UFO的主要任務轉交給科學情報處的物理電子部門，而應用科學部門則繼續提供必要的支持。
然而，物理信息產業部的主任奧達瑞克不想承擔這個任務，他認為這項調查需要他的部門花費大量的時間，而且基於羅伯特森小組的調查結果，他認為這個計劃是“無事可做的”。他僅派出一名分析家和一名檔案管理員來整理有關UFO研究活動的方案和卷宗。在奧達瑞克看來，海軍和陸軍對UFO現象都沒有多大的興趣。
但是，查德維爾和其他情報官員還在擔心UFO，UFO現象的海外報道仍在不斷地引起特別關注。據說，蘇聯組織了德國工程師正在研究將“飛碟”作為未來戰爭的武器。
對美國大多數政治軍事領導人來說，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蘇聯已經成為一個危險的對手。蘇聯在核武器以及導彈方麵的進步令人瞠目結舌：1949年春天蘇聯引爆原子彈；1953年8月，距美國氫彈實驗9個月後，蘇聯也試製出一枚；1953年春天，蘭德研究最高機密指出，有幾處空軍基地很容易受到蘇聯遠程轟炸機的襲擊……
美國日益擔心受到蘇聯的攻擊，而UFO現象更加重了美國政府的不安。
東歐和阿富汗諸多的UFO報道也使美國疑心重重，美國認為蘇聯在這一領域正在取得快速的進步。中央情報局官員知道英國和加拿大已經在進行飛碟實驗，他們擔心蘇聯也在研製同樣的設備。
更為嚴重的事件出現在1955年10月，美國參議員理查德·羅素一行人在蘇聯乘坐火車時看到了飛碟影像。在對羅素等人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詢問後，中央情報局官員認為“羅素的所見不能支持蘇聯已經開發出飛碟狀或非傳統飛機的這一推斷”。科學情報處副處長赫伯特·斯克維勒寫道：“他們見到的物體是能夠急劇升降的普通噴氣式飛機。”
中央情報局應用科學部門的負責人威爾頓·萊克斯卡同樣持懷疑態度。他提出質疑：既然蘇聯有飛碟，為什麼還要繼續生產傳統式飛機？斯克維勒派萊克斯卡負責評估非傳統式飛機的性能和局限性，並保管科學情報處的UFO重要檔案。
1954：中情局的U-2高空偵察機
1954年11月，中央情報局的U-2高空偵察機計劃進入高科技階段。1955年8月，在加利福尼亞州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級研發中心，著名的航空工程師凱利·約翰遜進行了U-2高空偵察機的實驗。它可以飛到近1.8萬米的高度，而當時的大多數商用飛機隻能飛到四五千米的高度。因此，一旦U-2飛機開始進行飛行實驗，商用飛機飛行員和空中交通主管人就會開始報告有大量UFO現象出現。
早期的U-2高空偵察機是銀色的（後來被塗成了黑色），它反射太陽光，尤其是在日出及日落時，下麵的目擊者看來它就像一團火一樣。
知道U-2高空偵察機的空軍“藍皮書”計劃的調查者將許多UFO現象歸因於U-2高空偵察機，但為了保密，他們不得不試圖將它和一些自然現象，例如冰晶體、逆溫等聯係起來解釋這些UFO現象。
根據研究U-2高空偵察機和“黑鳥”（也稱SR-71）計劃的中央情報局官員估計，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大約有超過一半的UFO報道都被解釋為載人偵察機（U-2）。為了減輕公眾的恐慌，保護高度機密的安全計劃，空軍給公眾作出了虛假的解釋。通過這些做法，空軍未能解釋的UFO現象的百分比從1955年的5.9%下降到1956年的4%。
同時，公眾要求解密羅伯特森小組的報告。1956年，空軍“藍皮書”計劃的前負責人愛德華·瑞派特公開了該小組的成員名單。海軍陸戰隊前少校、UFO研究者唐納德·凱伊豪在他的暢銷書中主張公開與UFO相關的政府的所有信息。像國家航空現象調查委員會、航空現象研究組織這樣的民間調查團體也開始敦促政府公開羅伯特森小組的報告。在這些壓力下，空軍想由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來解密這份報告。
然而，盡管麵對這樣的壓力，情報管理處副處長利普仍拒絕解密該報告，並且不願透露情報局與羅伯特森小組的關係。中央情報局對小組的報告加以刪改，刪除了涉及中情局的所有內容以及UFO爭論中可能存在的心理鬥爭。
然而，要求政府公開更多UFO信息的呼聲並沒有停止。
1958年3月8日，凱伊豪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電台采訪時，宣稱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涉入調查UFO現象並負責羅伯特森小組。一時間，從凱伊豪到一名化學工程師（UFO研究者裏昂·大衛森博士）都收到了許多信件。他們要求公開羅伯特森小組的全部報告，並論證中央情報局是否也參與了UFO現象的調查。大衛森相信，不是空軍而正是情報局主要負責UFO現象的分析工作，以及調查美國最近十年所有的UFO現象。的確，由於U-2高空偵察機和黑鳥飛機的資料尚未公開，大衛森還不知道此時他比他自己料想的更加接近事實。然而，中央情報局仍然堅持不公開他們在UFO現象調查中的角色，也拒絕解密完整的報告。
雖然空軍代表們聚會討論如何處理以後出現的像凱伊豪和大衛森等人提出的要求，但中央情報局堅持不解密。由於羅斯科·理莫科特曾經在國家航空現象調查委員會工作，所以與會代表們討論讓中情局法律顧問勞倫斯·豪斯滕拿這份報告給理莫科特過目，認為這樣可以避免麻煩。中央情報局官員弗蘭克·查平也暗示大衛森可能會有其他動機，“他們中的一些人並沒有考慮到國家利益”，並提議讓聯邦調查局去調查。雖然並不清楚聯邦調查局有沒有調查大衛森和凱伊豪，也不知道豪斯滕有沒有把報告拿給理莫科特看，但1962年，理莫科特的確辭職離開了國家航空現象調查委員會。
20世紀50年代，在兩個非常著名的UFO案例中，大衛森和凱伊豪的行為使公眾更加不信任中央情報局。一件事是無線電廣播的磁帶錄音，另一件是一張飛碟的照片。“廣播代碼”事件起源於1955年，芝加哥的兩姐妹米爾德裏德和瑪瑞·梅爾在《航天雜誌》上講述了她們的經曆，其中包括未經辨認的廣播節目錄音。兩姐妹錄下了這個節目，一些電台接線員也稱他們聽到了“太空信息”。此事引起了科學信息處的關注，他們要求科學聯絡部門找出這份磁帶錄音。
聯絡部的官員德維爾特·沃爾克與這兩姐妹取得聯係，並約定了見麵的時間。政府對此事的興趣，使得兩姐妹很驚訝。為了獲取磁帶錄音，中央情報局官員謊稱他們碰巧也見到過這一場景。沃爾克發電報給總部：“現在就缺用酒來慶祝了。”在檢查了兩姐妹的剪貼簿後，他們得到了一份錄音副本！科學信息處分析了這盤磁帶，發現這不過是美國電台的莫爾斯電碼。
1957年，UFO研究者裏昂·大衛森在與瑪瑞兩姐妹的交談中得知，她們曾見過一位自稱來自空軍的官員沃爾克先生。大衛森認為他是來自代頓市空軍基地的情報工作人員，於是他寫信給沃爾克詢問空軍是否已經在空軍技術情報中心分析過那盤磁帶。沃爾克回複說磁帶已經轉交到有關部門進行評定，但還沒有得出結論。這讓大衛森感到不滿，他懷疑沃爾克是一名真正的情報人員，於是寫信給國防委員會情報處的艾倫·杜萊斯，要求告知電碼信息並詢問沃爾克的身份。中情局想掩飾沃爾克的真實身份，回複稱政府的另一個部門正在分析那盤磁帶，之後空軍會給大衛森回信。8月5日，空軍回信給大衛森，稱沃爾克“過去、現在都是空軍的工作人員”，而那盤磁帶是由政府的另一個機構負責分析的。空軍的來信證實了錄音隻是美國合法電台發出的莫爾斯電碼。
大衛森再次寫信給杜萊斯，這次他想知道莫爾斯電碼發出者的身份以及負責分析磁帶的機構名稱。中央情報局和空軍都感到很為難，因為中央情報局之前就否認了他們正在分析那盤磁帶，而且空軍也否認了此事，並稱沃爾克是空軍的工作人員。中情局官員秘密聯係了在芝加哥的大衛森並向他許諾破譯磁帶之後，他們會盡可能快地告知其電碼的譯文以及發報員的身份。
為了安撫大衛森，又有一位中情局官員穿著空軍製服，在紐約聯係到了大衛森。中情局官員解釋說並沒有上級部門卷入此事，空軍的政策是不能公開誰在做什麼事。而大衛森好像接受了這一說法，不過他仍要求公開錄音信息的來源。中情局官員同意了他的要求。在與總部聯係後，這位官員打電話給大衛森告訴他整個檢查已經完成了，信號來自美國本土，而當時的磁帶記錄已經被銷毀，保存為檔案。
大衛森覺察到這隻是個借口，這激怒了他。他告訴那位情報官員：“他和中情局是在銷毀那些可能告發他們的記錄。”聯絡部門認為越與大衛森接觸，越會引發他的推測。於是聯絡部門向國防委員會、中情局、空軍技術情報中心報告，建議不要再回複或聯係大衛森。因此，情報處和空軍聯手很糟糕地處理了一個又小又奇怪的事件，但這卻再次激起了人們對UFO事件神秘感的好奇心，以及人們對中央情報局在調查中所處的角色的關注。
然而，幾個月後的另一件小事也使得人們不斷質疑中央情報局在UFO事件調查中的真正角色。中情局的保密措施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1958年，少校凱伊豪指責中情局有意讓目擊者向公眾隱瞞事實真相。
事件起源於1957年11月。科學情報處和聯絡部門向攝影師梅荷索要他於1952年在克利夫蘭拍攝的UFO照片。一名聯絡處的官員亨瑞·瑞爾與梅荷聯係並得到了幾張照片去分析。1957年12月12日，另一位聯絡處工作人員約翰·黑森返還了5張照片，但未對照片作出任何評論。梅荷請情報處對照片加以評價，因為他開辦了一個向公眾簡要介紹UFO的電視節目。在節目中他想提到美國情報組織檢查了這些照片，並且對此也很感興趣。雖然黑森建議梅荷不要這樣做，但他又聲明梅荷是美國公民，他有權決定應該怎樣做。
隨後，凱伊豪聯係到梅荷，梅荷告訴他整個關於中央情報局和照片的事。於是，凱伊豪請中央情報局用書麵形式證實黑森是其成員，借此事揭露中情局在UFO調查中的角色。雖然聯絡處代表的態度很明顯，他們刊登了證實與中情局合作的協議，但情報局還是拒絕承認。國防委員會情報處托萊斯的助手約翰·耶爾曼隻是給凱伊豪寄去一封含糊的信，上麵提到因為要由空軍負責UFO研究，所以中央情報局已經把他的信轉交到空軍，希望他們能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複。就像對大衛森的答複一樣，中情局給凱伊豪的信件證明了他們參與UFO事件研究的這一推測，因此要求中情局公開UFO信息的呼聲再一次響起。
盡管中情局對UFO事件的興趣正在日益消退，但他們仍然在繼續監控諸如UFO之類的現象，情報局官員感覺他們需要信息靈通。
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凱伊豪、大衛森等不明飛行物研究者繼續抨擊中央情報局，要求其公開關於UFO的信息。大衛森宣稱：“中央情報局自從1951年起，就開始製造UFO狂潮作為冷戰的心理戰爭工具。”雖然公眾一再要求召開美國國會意見聽取會，公開關於UFO的所有信息，但收效甚微。
然而，在1964年，白宮討論了如果在太空發現外星人信息或UFO報告，以及UFO現象有了新的進展該如何處理的問題。此後，國防委員會情報處約翰·麥克隆請求中央情報局更新對UFO的評價。根據這個請求，科學情報處要求聯絡部門從國家航空現象調查委員會獲得各種各樣最新的UFO實例和報道。由於該組織的創立者之一凱伊豪在研究中不再積極，中央情報局官員會見了該組織的負責人理查·豪爾，豪爾給了該官員其組織資料庫中最新的UFO現象實例。
科學情報處官員在檢查了這些材料之後，副處長唐納德·克伯林向麥克隆保證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UFO現象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仍然沒有證據證明UFO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或者說它們是“天外來客”。克伯林告訴麥克隆，科學情報處仍在監控UFO報道，其中包括空軍調查的“藍皮書”計劃。
同時，由中央情報局負責管理UFO最新的內部評論。公眾向空軍施加壓力要求建立一個專門的、特別的委員會來調查“藍皮書”計劃。因此，空軍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由空軍科學谘詢小組成員布賴恩博士負責，該委員會成員還包括著名天文學家卡爾·薩根。他們的報告也沒有新的發現。報告稱：“UFO不會威脅國家安全，並且沒有一個UFO現象表現出超越人類科學技術的特征。”委員會建議由一個大學主要負責協調該計劃以便全麵研究UFO現象，並能給出確定的結論。
1966年，軍隊議院委員會也舉行了簡短的聽證會，並得到了相同的結論。空軍書記哈羅德·布朗向委員會保證大多數的UFO現象都很容易解釋，並且還沒有證據表明外星人曾經拜訪過地球。然而他又告訴委員會成員，空軍必須以開放的心態繼續調查所有的UFO報道。
在布賴恩委員會的報告、議會聽證會、羅伯特森博士在哥倫比亞廣播節目的談話中都有情報局參與UFO現象的分析。1966年7月，空軍再次請求中情局對1953年羅伯特森小組的整個報告，以及杜瑞德就該報告的分析評論進行解密，但是中情局又一次拒絕了該請求。科學情報處副處長卡爾·韋伯寫信給空軍：“我們最擔心的是不能得到中情局支持的小組的更多的信息。”韋伯在信中提到公眾已經有一個刪減過的版本，韋伯的這種反應是目光短淺並且考慮欠周到的，因為他隻關注了羅伯特森小組13年前作的報告和中央情報局在UFO調查中的角色。而《星期六評論》雜誌社的科學版主編在他1953年發表的文章中批評“刪節版”，要求公開完整文件時，他關注的是在全麵範圍內對UFO現象的調查中中情局所扮演的角色。
情報局官員並不知道在1966年6月6日，一位來自亞利桑那大學的大氣物理學家詹姆斯·麥克唐納德已經在代頓市空軍基地看到過杜瑞德對羅伯特森小組進程的報告。然而，在麥克唐納德於6月30日返回基地要抄寫這份報告時，空軍卻稱這份報告是情報局的保密文件，不能給他查閱。於是麥克唐納德公開聲稱中央情報局是隱藏在空軍背後的秘密指揮，這是他們掩蓋UFO事件的一種手段。他要求公開完整的羅伯特森小組和杜瑞德的報告。
迫於公眾的壓力和布賴恩委員會的建議，空軍在1966年8月對外宣布，他們正與一所大學聯係，以便對UFO現象展開全麵而細致的調查。新的計劃要減少美國政府自從知道UFO現象起所一直隱瞞的不斷上漲的預算開支。10月7日，科羅拉多大學接受了325000美元與空軍一起合作進行了長達18個月的飛碟研究工作。著名物理學家、國家標準局前任局長愛德華·康頓博士主持並領導該項工作。康頓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評價自己對問題隻持開放的思想而毫無偏見。他認為外星人是“不確定但不是不可能的”。美國空軍準將愛德華·吉爾樂和空軍研究發展處的托馬斯·拉查弗德也參與了這項計劃。
1967年2月，吉爾樂與中情局的國家照片分析中心主任盧達爾聯係，提出與該中心建立一種非正式的聯絡關係，希望能夠為康頓委員會在檢測UFO照片上提供技術指導和服務。盧達爾與國防委員會情報處的傑克·史密斯達成協議，決定以“維持一層玻璃”的方式進行合作。中情局與照片分析中心都保持低調，他們不參與委員會的任何結論，而且國家照片分析中心也不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然後，拉查弗德卻請康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拜訪照片分析中心以討論技術方麵的問題，以及了解照片分析中心的專用分析設備。
1967年2月20日，康頓和委員會的其他4名成員參觀了照片中心。拉查弗德向他們強調，照片分析中心的任何工作都不能認為是中情局的工作。而且，照片分析中心的各項工作都有嚴格的技術特征。在聽完指導方針後，該小組聽取了有關服務和設備上的一些介紹，這是由拉查弗德負責裝備的，中情局用來分析一些UFO照片的設備。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得到的設備，這給康頓和他的成員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7年5月，康頓和他的小組成員又在照片分析中心會麵。這次他們聽取了對在俄亥俄州拍攝的一些UFO照片的分析。分析解釋了這個現象並再一次讓他們感受到這項分析技術的先進性。
康頓評論道：“這是第一次能經得起調查的對UFO現象的科學分析。”
他們還討論了委員會的計劃：向全體美國公民征集他們手中的UFO照片，並發布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UFO照片拍攝指導辦法。此外，中央情報局官員同意康頓委員會公開有所刪減的全部杜瑞德報告。
1969年4月，康頓委員會公開發表了他們的學術報告。最終，報告的結論是：在對過去21年的UFO研究中沒有任何事實根據證實UFO是“天外來客”，因而對此現象也無須再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這份報告建議空軍停止“藍皮書”計劃。而且這份報告也沒有提及在康頓的調查中情報局所參與的活動。國家科學院審查康頓報告並同意了這個結論：“在過去的20年裏沒有根據證實UFO調查是可以優先考慮的事情。”報告最後稱：“在現有的知識水平上，UFO不太可能的解釋是：‘它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
在康頓委員會和國家科學院的建議下，空軍部長羅伯特·西曼斯於1969年12月17日宣布終止“藍皮書”計劃。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拒絕終止UFO研究
許多不明飛行物研究者對康頓的報告並不滿意，他們認為這隻是掩飾中央情報局在不明飛行物現象研究活動中的一種手段。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一些事件，又更使他們相信是中情局在從事間諜活動。
1975年6月7日，地麵飛碟觀察小組的組長威廉·斯伯汀寫信給中情局，要求得到一份羅伯特森小組的報告副本和與不明飛行物有關的所有記錄。威廉·斯伯汀相信，中情局掌握著不明飛行物的重要檔案文件。而中情局官員也給他提供了一份羅伯特森小組和杜瑞德的報告。
1975年7月14日，威廉·斯伯汀寫信給中情局，質疑他所收到的報告的真實性，並揭穿了在不明飛行物調查中中情局使用的掩飾手段。中情局信息機密處的基恩·威爾遜寫信答複他說：“在羅伯特森小組成立之前以及報告發表之前，中情局都沒有卷入不明飛行物現象的研究中。”基恩·威爾遜還說，羅伯特森小組的報告是“中情局在不明飛行物活動中的總結”，同時表明中情局在不明飛行物研究中並沒有掌握其他的文件。基恩·威爾遜對此所知不多。
威廉·斯伯汀並不相信基恩·威爾遜的話，1977年9月，他向法院起訴中情局違反《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公開中情局所有的不明飛行物檔案。在類似要求的壓力下，中情局官員同意在法律程序下，對中情局擁有的不明飛行物材料進行“合法搜查”。
雖然整個中情局對訴訟持冷漠態度，但中情局官員們仍在法律總顧問魯尼·齊斯爾的領導下對不明飛行物記錄進行了一次全麵的研究。在齊斯爾和他的小組成員不斷的堅持甚至時常的威脅下，完成了對整個不明飛行物記錄的搜索工作。他們甚至在一位秘書的桌子底下找到了一份以前的不明飛行物文件。最終共搜尋出了355份文件，共計900餘頁。
1978年12月14日，除了大約100頁的57份文件之外，中情局向地麵飛碟觀察小組公開了其餘的所有文件。據稱那57份文件因為涉及國家地麵安全以及由於保護消息來源和方法的原因而未被公開。
盡管公開的文件並沒有提供確鑿的證據，它隻是揭露了1953年羅伯特森小組報告之後中情局的一些簡單的調查活動，但是新聞界還是將此事作為重大事件連篇報道。
《紐約時報》的評論稱，解密的文件證實了政府對不明飛行物現象的密切關注以及中情局對不明飛行物現象研究的秘密監督。地麵飛碟觀察小組要求中情局公開其餘的文件，宣稱他們仍然掌握著主要信息。
這很像約翰·肯尼迪被暗殺的事件。無論中情局公開多少材料，並且無論這些信息是多麼普通乏味，人們還是認為中情局有所隱瞞。
國防委員會情報處斯坦斯韋爾德·特納讀完《紐約時報》的文章後感到很不安，他問他的手下：“我們是在UFO上嗎？”聯邦政府副主任沃特曼檢查完記錄後，向特納報告：“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情局就沒有組織人員去研究不明飛行物現象，也沒有去收集不明飛行物情報。”沃特曼向特納保證中情局所掌握的記錄隻是“分散的事件”，包括對不明飛行物現象的各種報告；中情局沒有組織人員收集不明飛行物的計劃，並且向地麵飛碟觀察小組公開的材料也幾乎沒作任何刪節。
在得到保證後，特納主持召開了法律顧問記者會，就地麵觀察小組提起的新訴訟作出終審判決。1980年5月，法院駁回訴訟，認為在完全可以信賴的條件下，已經對中情局進行了全麵的搜查。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情局對不明飛行物現象的研究依舊保持低調。而大多數科學家將飛碟報道作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趣聞的一部分已經公之於眾了。中情局的一些工作人員也已經將興趣轉移到研究與不明飛行物現象相關的心靈學和精神現象的方向上。
中情局官員開始研究不明飛行物現象有無可能會透露出蘇聯在火箭及導彈方麵的進展，以及如何對不明飛行物進行的反情報活動。生命科學部門的情報局分析專家們花費了一些時間研究這些問題：蘇聯及其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否利用美國公眾和不明飛行物研究團體，以試圖得到有關美國武器進度的高度機密計劃；外國導彈是否模仿成UFO探測美國空中防禦係統的洞察力；蘇聯是否掌握製造UFO的超級技術等。而中央情報局繼續讓情報部門與其他機構聯合進行心靈學、精神現象和“遠距離偵察”實驗。
總之，中情局對這些非傳統的科學事件都抱著傳統的科學研究觀念。20世紀80年代，情報局設有正式的或官方的不明飛行物研究計劃。中情局也總有意減少有關不明飛行物的文件的保存數量，減少如果一旦公開就會產生誤導公眾的一些記錄。
20世紀80年代，公眾同樣也對中情局產生了一些新的指責。例如中情局仍然掌握著1947年羅斯威爾事件的檔案。在這個事件中，人們認為有一架飛碟墜毀在新墨西哥州，而據稱這是美國的最高機密。
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不明飛行物現象的調查和研究是要直接對總統負責的。自1947年新墨西哥州飛碟墜毀一事後，不明飛行物研究者一直爭論不休，認為政府不僅找到了墜毀的殘骸，還發現了四五具外星人的屍體。根據一些研究者稱，自那以後，政府強製采取保密措施，以防泄露調查結果和研究成果。
在1994年9月，美國空軍公開了羅斯威爾事件的最新報道，其中包括1947年在新墨西哥州發現的殘骸是“莫沃爾”計劃中的一次絕密的氣象氣球實驗，這是為了檢測大氣層，以探明蘇聯是否進行核試驗的證據。
研究者說，杜魯門總統在1947年組建了機密委員會，他們負責收集羅斯威爾事件中的UFO殘骸和其他地方的UFO殘骸來進行科學研究，並會仔細檢查殘骸中的外星人屍體。
一係列的相關文件大約在1984年浮出水麵，雖然大多數的文件都是捏造的，但是關於事件的爭論仍在繼續。
不論中情局怎樣做或怎樣說，不明飛行物事件可能都不會很快平息。我們在宇宙間不是孤獨的，這聽起來很吸引人，而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使問題經不起傳統的科學研究的合理解釋。
“信號”計劃
美國空軍以另一種形式，卷入UFO調查之中。UFO調查始於“二戰”期間對第八部隊戰鬥機的調查。美國空軍也派情報人員去調查早期的許多UFO現象，但並沒有認真地對待此事。然而，1947年在空軍基地白沙試驗場，部隊工作人員利用靈敏儀器發現的UFO現象的事件很快引起了美國空軍的注意。他們發出密令：所有的UFO報道都要送往代頓市的器材司令部的技術情報處。
在羅斯威爾事件中，由當時的國會議員斯維福特主持領導的總審計局的部分調查結果在1997年解密。1947年開始進行調查UFO現象的“信號”計劃，是由俄亥俄州代頓市空軍基地空軍器材司令部的上校邁克·考伊負責執行的。1949年年初，“信號”計劃終止，“怨恨”計劃承接了它的工作，而邁克·考伊繼續負責這個計劃。公開的UFO情報資訊有900多頁，其中的一些配有精確的數據。1948年-1949年的報道都集中在西南部沙漠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