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告訴我們的，是如何生活才能去天堂，而不是在天堂如何生活。——伽利略在受審期間所複述的巴隆尼斯紅衣主教的話
世界憑什麼隻能是“有”，而不能是“無”？世界完全有可能並不存在，正如它也完全有可能確實存在一樣，這是個懸念，有了這樣一個懸念，形而上學思想的鍾才永不停擺。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神秘感是我們所能擁有的最美麗的體驗。它是最根本的情感，有了它才能哺育出真正的藝術和真正的科學。無論是誰，如果對它沒有認識，不再好奇，不再有驚異，那就與死無異，而他的目光也就暗淡下來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63年，托馬斯·H 1 赫胥黎（Thomas H 1 Huxley）寫道：“人類一切問題的問題，隱藏在所有問題背後，而且比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更有趣的這個問題，是確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他與宇宙之間的關係。”
赫胥黎是有名的“達爾文鬥士”，他曾與極為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展開激烈的辯論，維護進化論。對於當時大多數的英國人來說，人類傲然屹立在造化的正中心；不僅太陽係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人類是上帝創造世界的最高成就，是上帝神聖傑作的巔峰。上帝就是按照他本人的模樣創造我們的。
麵對宗教勢力的萬箭齊發，赫胥黎公然挑戰這一宗教正統觀念，捍衛達爾文理論，從而幫助我們更科學地認識了自己在生命之樹中的地位。今天，我們認識到，在科學巨匠當中，牛頓、愛因斯坦和達爾文在幫助確認我們在宇宙中的正確地位方麵進行了艱辛的耕耘。
他們為確定人類在宇宙中的角色地位所做的工作，都對神學和哲學造成了衝擊，為此他們各自都極力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在“原理”一書的結論中，牛頓宣稱：“太陽、行星和彗星所構成的最美麗的體係隻可能出自於一個智慧和強大的生靈的指引和主導。”如果說，是牛頓發現了運動定律，那麼必然有一個神靈的存在，是它製定了這些定律。
愛因斯坦也相信存在著一個他所稱的“老家夥（the Old One）”，但它並不幹預人類事物。他的目標不是頌揚上帝，而是要“讀懂上帝的心思”。他常說：“我想要知道上帝是如何創造這個世界的。我所感興趣的，不是這種現象或那種現象。我想要知道上帝的心思。其他都屬於細枝末節。”對於自己對這些神學問題的濃厚興趣，愛因斯坦做出的結論性的解釋是：“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但是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
但是達爾文對人類在宇宙中的角色問題上則是無可救藥的莫衷一是。雖然達爾文是公認的把人類從生物界中心寶座上拉下來的人，但是他在自己的自傳中寫道：“要把這個無限絕妙的宇宙，包括人類可以回顧過去以及遙想未來的能力都看成是盲目的偶然或必然結果，是極其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他曾私下對一個朋友說：“我的神學觀點完全是一塌糊塗。”
不幸的是，“確定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與宇宙的關係”也是充滿危險的，對於那些敢於挑戰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及僵化教條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尼古勞斯·哥白尼在 1543 年臨終之前寫下了其開創性著作《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Orbs），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使他得以免受宗教裁判之苦。伽利略雖然受到了美第奇家族中強有力的保護者的長期庇護，但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梵蒂岡的震怒，因為他普及了一種儀器，它所揭示出來的宇宙與教會的信條截然不同：望遠鏡。
科學、宗教和哲學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的確是一劑烈藥，一觸即發。偉大的哲學家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由於拒絕放棄自己的信仰，認為上天有無窮數量的行星，蘊藏著無窮數量的生命體，1600年竟被在羅馬的街道上綁在火刑柱上燒死。他寫道：“這樣，上帝的美德才得到弘揚，他的王國的偉大之處才得以昭示；他的榮耀不是因為一顆太陽，而是因為有無數的太陽；不是因為隻有一個大地，一個世界，而是因為有千千萬萬，我要說，有無窮數量的世界。”
伽利略和布魯諾的罪不在於他們敢於探究上天的法則；他們真正的罪在於他們把人類從我們在宇宙中心至高無上的寶座上拉下來。梵蒂岡過了 350多年，直到1992年才向伽利略作了遲來的道歉。對布魯諾則始終不予道歉。
曆史觀念
自伽利略以後，一係列的變革顛覆了我們關於宇宙以及我們在其中的角色的看法。中世紀時，宇宙被看做是一個黑暗的禁地。大地像一個小小的平整舞台，充滿了腐敗和罪孽，由一個神秘的天球包圍著。像彗星之類的天體被視為天兆，不論是國王還是農夫一律都會驚恐。而且如果我們對上帝和教會讚揚得不夠，我們就會惹來劇評家及自以為是的宗教裁判所成員的震怒，任他們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迫害工具發威。
牛頓和愛因斯坦把我們從過去的迷信和神秘主義中解放出來。牛頓告訴我們，一切天體，包括我們自己的這個天體，都受到精確的機械法則支配。事實上，這些法則精確到如此地步，以至於人類現在可以如鸚鵡學舌般不假思索地對其加以運用。愛因斯坦使我們對生命大舞台的看法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不僅不可能對時間和空間確定一個一成不變的尺度，就連這個大舞台本身也是有曲度的。這個大舞台不僅被置換成了一張繃緊的橡皮單子，而且它還在膨脹之中。
量子革命告訴了我們一個更加奇異的世界。一方麵，決定論的破產意味著，被動的木偶們可以扯斷它們的牽線，念誦自己的台詞。我們又恢複了自由意誌，但其代價是，後果不止一個，而且不確定。這意味著，演員可以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而且可以消失和再出現。要想確切地說出演員在什麼時間、位於台上的什麼地方已經成為不可能。
現在，多重宇宙的概念又使我們的思維定式發生了變化，因為英文中“宇宙”（英文中的“宇宙”一詞是 universe，含有“單一”之意）這個詞本身也有可能成為過時。多重宇宙中有許多平行舞台，一個疊置在另一個之上，相互間有活門和暗道連通。事實上，一個舞台派生出另一個舞台，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每個舞台上都會形成新的物理法則。很可能，這些舞台中隻有很少幾個具備承載生命和意識的條件。
今天，我們是在第一幕中生活的演員，剛剛開始探索這一舞台的宇宙奇觀。到第二幕，如果我們還沒有因戰爭或汙染而毀滅了自己的行星，我們也許將有能力離開地球，去探索恒星和其他天體。但是我們現在越來越認識到，會有最後一幕，也就是第三幕。戲結束了，所有的演員都消亡了。在第三幕中，舞台變得如此寒冷，生命成為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拯救辦法，是通過一個活門徹底離開這個舞台，在一個新的舞台上重新上演一出新戲。
哥白尼原理挑戰人擇原理
很清楚，從中世紀的神秘主義向今天的量子物理過渡過程中，我們在宇宙中的角色和位置隨著每一次科學上的革命而發生重大變化。我們的世界在按照幾何級數擴張著，迫使我們改變對自己的認識。當我仰望蒼穹中似無邊際的群星，或思索地球上萬千不同的生命形式，對這一曆史進程進行審視時，我有時被兩種相互矛盾的情緒所左右。一方麵，我覺得在宇宙麵前自己多麼渺小。對無垠空寂的宇宙進行遐想的時候，布萊茲·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一次寫道：“那些無垠的空間中永恒的寂靜使我驚恐。”另一方麵，色彩繽紛的生命形式以及精妙複雜的生物的存在使我癡迷。
今天，當我們麵臨以科學方式確定我們在宇宙中的角色這一問題時，物理學界中存在著兩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截然相反的哲學觀點：一是哥白尼原理，一是人擇原理。
哥白尼原理聲稱，我們在宇宙中所處的地位毫無特別之處。（有些好事者把這稱為“平庸原則”。）迄今為止，每一項天文發現似乎都證實了這一觀點。不隻是哥白尼剝奪了地球作為宇宙中心的地位，而且哈勃空間望遠鏡還把整個銀河係搬離了宇宙中心，告訴我們宇宙正在膨脹，它有幾十億個星係。最近對於暗物質和暗能量的發現突出說明，構成我們身體的這些高等化學元素隻占到宇宙中全部物質/能量成分的0 1 03%。根據膨脹學說，我們必須把可見宇宙想象成嵌在一個大得多的平整宇宙中的一粒沙，而這個宇宙本身也可能在不斷地分裂出新的宇宙。最後，如果M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種可能：即便是我們所熟悉的空間和時間維度也必須擴大為 11 個維度。我們不僅不再處於宇宙的中心，我們還有可能發現，即使是可見宇宙也隻是一個大得多的多重宇宙中的一個微小零頭。
麵對這一宏大的認識，我們想起內戰時期的作家斯蒂芬·克雷恩（Stephen Crane）的詩句，他曾經寫道：
人對宇宙說，
“先生，我存在著。”
“然而，”宇宙回答，
“這一事實並未使我
產生什麼義務感。”
（這讓人想起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的科幻奇談《搭便車者的星係旅遊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其中寫到一個叫做全視野渦流〔Total Perspective Vortex〕的裝置，它保險能把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變成一個思維狂亂的瘋子。在艙室中有一張宇宙全圖，有一個細小的箭頭標著“你所處的位置在這裏”。）
但是在另一個極端，我們還有人擇原理，它讓我們認識到，隻是由於有了一套奇跡般的“意外”，生命意識才在我們這個三維宇宙中成為可能。使智慧生命得以成為現實所需要具備的一係列參數，範圍狹窄到荒唐的地步，而我們恰恰就在這麼狹窄的一個範圍內生機盎然。質子的穩定性、恒星的大小、高等元素的存在，諸如此類，都好像經過了精細設定，使複雜形式的生命和意識得以產生。這種幸運的環境究竟是人為設計的還是意外產生的，人們可以辯論。但要使我們的存在成為可能，則需要複雜精確的參數調整，這一點卻無可爭辯。
斯蒂芬·霍金說：“如果大爆炸發生 1 秒鍾之後的膨脹速度哪怕是慢了一千億分之一，（宇宙）就會在達到其目前的規模之前重新坍塌……像我們這樣一個宇宙能夠從像大爆炸這類的事件中產生出來，其偶然性實在太巨大了。我認為這很清楚地表明應從宗教上找到解釋。”
我們常常不能夠充分認識生命和意識究竟有多麼寶貴。我們忘記了，像液態水這樣一種簡單的東西，是宇宙中最珍貴的物質之一。在太陽係，乃至銀河係中的這一區域中，隻有在地球上（可能還包括木星的衛星歐羅巴）才能找到液態水。人類大腦有可能是大自然在太陽係中，乃至遠達最近的恒星範圍內所創造的最為複雜的物體。當我們審視拍自火星或金星的逼真照片，它們的大地上了無生機，完全不存在城市及燈火，連構成生命的基本的複雜有機化學物質都沒有，我們受到震懾。深邃的太空中無數的世界空無生命，更不用提智慧生命了。這應該令我們認識到生命是多麼脆弱，它能夠在地球上生機勃勃又是怎樣一種奇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哥白尼原理和人擇原理是涵蓋我們這一存在的兩極觀點，幫助我們認識到自己在宇宙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一方麵，哥白尼原理迫使我們麵對宇宙，也可能是多重宇宙的純然巨大；另一方麵，人擇原理則迫使我們認識到，生命以及意識又是多麼難得。
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哥白尼原理和人擇原理之辯是不能確定我們在宇宙中的角色的，除非我們能以更大的視角，以量子理論的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
量子意義
量子科學的世界對我們在宇宙中的角色這一問題提供了啟示，但它是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如果接受魏格納（Wigner）對薛定諤之貓這一問題的解釋，那麼我們必然會看到意識之手無處不在。在無窮觀察者的鏈條上，每位都觀察著前一位觀察者，最終引向一個宇宙觀察者，他可能就是上帝本人。在這幅圖景中，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一位神祇在觀察著它。但是如果惠勒的解釋是正確的，那麼整個宇宙就是被意識和信息所主宰著。在這幅圖景中，意識是主宰力量，決定著存在的性質。
魏格納的觀點反過來又引發羅尼·諾克斯（Ronnie Knox）寫下如下的詩句，它是關於一位懷疑論者與上帝之間的一次遭遇，它思索的問題是，如果沒有人在觀察，那麼庭院中的樹是否還存在：
曾有人說：“上帝
定然十分詫異：
既然庭院無人
此樹緣何兀立。”
有匿名好事者寫下了如下的應和：
君之所言差矣
我何片刻離去
此樹猶自兀立
在下乃是上帝
換句話說，樹在庭院中存在，是因為一直都有量子觀察者，使波函數坍陷，而這個觀察者就是上帝本人。
魏格納的解釋把意識問題擺放到了物理學基礎的正中心。他與詹姆斯·吉恩斯（James Jeans）遙相呼應。詹姆斯·吉恩斯曾經寫道：“50年前，一般都把宇宙看做是一架機器……但當我們轉向尺度的兩個極端時，不論是大到整個宇宙，還是小到原子的核心深處，我們卻發現對大自然的機械解釋失效了。我們麵對著的，是絕非機械性的實體和現象。對於我來說，它們與其說是機械過程，不如說是思維過程；宇宙更像是一個巨大的思維，而不是一架巨型的機器。”
這種解釋的一種最大膽的形式，可能就是惠勒的“信息是存在的根本”理論。“不隻是我們適應於宇宙。宇宙也適應於我們。”換句話說，我們自己的現實存在是由於我們自己所做的觀察造成的。他把這稱為“觀察者起源論（Genesis by observership）”。惠勒聲稱，我們生活在一個“參與式宇宙之中（participatory universe）”。
這些話得到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生物學家喬治·瓦爾德（George Wald）的呼應，他寫道：“在沒有物理學家的宇宙中當一枚原子是可悲的。而物理學家是由原子構成的。物理學家是原子們理解原子的方式。”一神派教長蓋利·科瓦爾斯基（Gary Kowalski）概括了這一信念，他說：“可以說，宇宙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讚美它自己，是為了揭示它自己的美。如果人類是宇宙在認識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那麼我們的目的必然就是要保護我們的世界使之永存，並且對它進行研究，而不是把花了如此之長的時間才形成的東西斷送或毀滅。”
如果按這個思路來推想，那麼宇宙的確有其目的：產生出像我們一樣能夠對它進行觀察的智慧生命，這樣它才能存在。根據這個觀點，宇宙之所以能夠存在，取決於它能否創造出像我們這種能夠對它進行觀察的智慧生命，從而使它的波函數坍塌。
我們可以從魏格納對量子理論的解釋中得到寬慰。然而，還有另外一種解釋，也就是多世界解釋，它所提出的關於人類在宇宙中的角色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根據多世界解釋，薛定諤之貓可以既已死去，同時卻也還活著，道理很簡單，因為宇宙本身分裂成了兩個不同的宇宙。
多重宇宙的意義
在多世界理論中，人容易迷失在無窮多宇宙之中。拉利·尼萬（Larry Niven）的短篇小說《萬千之路》（All the Myriad Ways）對這些平行量子宇宙的精神意義進行了探索。故事中，副偵探基尼·特林布爾對一連串神秘的輕率自殺案件進行調查。忽然之間，全城有許多過去從沒有過精神病史的人，或從橋上跳下去，或打爆自己的腦袋，甚至進行集體謀殺。當建立了“跨時間公司”的億萬富翁安布羅斯·哈蒙在撲克牌桌上贏了500美元之後，從他的豪華公寓的 36 層樓上一躍而下時，這種事件的神秘性就更加加深了。他富有，有權勢，交際廣泛，各種享受生活的條件他全部具備；他的自殺毫無道理。但是特林布爾最終發現了其中的一個規律。跨時間公司的飛行員中有百分之二十都自殺了；事實上，這些自殺都發生在跨時間公司成立一個月之後。
隨著調查深入，他發現哈蒙是從其祖上繼承的巨額財富，但都揮霍在資助一些靠不住的項目上了。他耗盡了全部的財富，隻有一項賭注成功了。他聚集了一小撮物理學家、工程師和哲學家，對是否存在平行的時間軌跡進行了調查。最終他們設計出了一種運載工具，可以進入一條新的時間線路，其飛行員很快從“美國南部邦聯”帶回了一項新發明。跨時間公司於是出資，對平行時間線路進行了幾百次考察，把所發現的新發明帶回來並申請專利，很快，跨時間公司有了億萬美元身價，擁有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世界級發明的專利。看起來，在哈蒙的管理下，跨時間公司應該成為它那個時代最成功的公司了。
他們發現，每條時間線路都是不同的。他們發現了天主教帝國、美國印第安人統治的美洲大陸、俄羅斯帝國，還有幾十個毀於核戰爭，業已死去的充滿放射線的世界。但最後他們發現了某些極為令人不安的東西。他們發現了自己的複本，他們的生活軌跡幾乎與他們自己的毫無二致，隻是其中有一個離奇的曲折。在這些世界中，他們發現不論他們以前做過什麼，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不論他們以前工作得是否努力，他們都有可能實現自己最離譜的夢想，或是生活在最為難以想象的噩夢之中。不論他們以前做過什麼，在有些宇宙中他們是成功的，在另一些宇宙中則完全失敗。不論他們以前做過什麼，總有自己的無數個副本，他們做出了相反的決定，而且收獲了一切可能的後果。如果做了銀行搶劫犯之後，在某個宇宙中你逃脫了追究，那麼為什麼不做呢？
特林布爾想：“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僥幸。每項決定都有雙向後果。你嘔心瀝血地做出的每個聰明選擇，也就等於同樣做出了一係列相關的選擇。整個曆史中都是如此。”後來他有了一個刻骨銘心的認識，使他從頭到腳失望到底：在一個一切都有可能的宇宙中，沒有任何東西具有任何道德意義。他陷入絕望中無力自拔，意識到，我們最終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論我們做出什麼決定，其後果都無關緊要。
最終他決定效法哈蒙。他拔出一支槍對準了自己的腦袋。但就在他扣動扳機的時候就存在著無數的宇宙，在其中有些，槍要麼沒打響，要麼子彈射中了天花板，要麼子彈殺死了偵探，等等。特林布爾的最終決定在無窮數量的宇宙中以無窮種方式上演了。
當我們想象量子多重宇宙時，我們就像上麵故事裏的特林布爾一樣，麵臨著這種可能：雖然在不同的量子宇宙中，我們的平行自身可能具有完全一樣的基因編碼，但是在我們生涯中的一些關鍵時刻，我們的機遇，給我們出主意的人，以及我們的夢想都可能把我們引向不同的道路，引向不同的生活軌跡和命運。
這種兩難境地實際上差不多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了。這隻是個遲早問題。也許隻需幾十年，人類基因克隆就會成為生活中的尋常事。雖然把人克隆極端困難（事實上，還沒有人能完全克隆出一個靈長類動物，更不要說人類了），其涉及到的倫理問題極為令人不安，但這件事情在某個時候還是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當它發生了以後，問題就來了：我們的克隆體有靈魂嗎？我們本人要不要對自己的克隆體的行為負責？在量子宇宙中，我們會有無窮數量的量子克隆體。由於我們的量子克隆體當中有許多可能會作惡，那我們要不要對它們負責？我們的量子克隆體所作的孽會不會使我們的靈魂受折磨？
但是，對於與量子相關的存在危機有一個解決辦法。如果我們掃視多重宇宙中的無窮世界，我們會發現命運的隨機可能性之多令人目眩，難以想象；但在每個世界中，因果規律作為一種常識準則大體上還都是一樣的。在物理學家提出的多重宇宙理論中，各不相同的宇宙在宏觀上都遵循牛頓式的法則，所以我們大可以放心地生活，知道我們的行為結果大體上還是可以預知的。平均起來看，每個宇宙都是嚴格遵循因果律的。在每個宇宙中，如果我們犯了法，都難免進監獄。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做自己的事情，不必去擔心與我們並存的平行世界中發生的事情。
這使我想起物理學家之間有時互相講述的一個寓言故事：一天，一位俄羅斯物理學家被帶到了拉斯維加斯。這座罪孽之城充滿了資本主義的奢華糜爛，看得他眼花繚亂。他立即走向賭桌，把所有的錢都押在第一個賭注上。有人告訴他，這種賭法太傻了，這種策略完全違反了數學和概率的法則，他回答說：“是的，你說的都對，但是在某一個量子宇宙中，我就因此而發了！”這位俄羅斯物理學家可能是對的，在某個平行世界中，他可能正在享受超乎其想象的財富。但具體在這個宇宙中他輸了，輸得一文不名。而且他必須承受這種後果。
物理學對宇宙的意義是怎麼看的
這場關於生命意義的辯論，由於史蒂文·溫伯格在他的那本書《最初三分鍾》（The First Three Minutes）提出的一些惹人爭議的說法而變得愈發激烈。在那本書中，他直言不諱地聲稱：“宇宙越是看來可以理解，就越顯得毫無意義……人生是場鬧劇，隻有為數非常有限的幾件事可以使它從這種鬧劇水平上略有提高，而努力去理解宇宙便是其中之一，可使人生帶上一點悲劇性的優雅色彩。”溫伯格承認，在他所寫下來的所有話中，這句話招引的反應最為激烈。他後來又引發了一場爭議，說：“不管有沒有宗教，好人照樣做事規矩，壞人仍會作惡；但是要讓好人作惡的話，那就需要宗教了。”
溫伯格很明顯是在有意惡搞，他在挑逗那些號稱對宇宙意義有所洞察的人，借而從中取樂。“我在哲學問題上湊趣已經有好多年了。”他供認說。與莎士比亞一樣，他相信世界就是個大舞台，“但是，悲劇沒有被寫成劇本；悲劇在於沒有劇本。”
溫伯格的話與科學家同事、牛津大學的裏查德·多金斯（Richard Dawkins）有異曲同工之妙。多金斯是一位生物學家，他說：“在以盲目的物理作用力構成的宇宙中……有些人要受傷害，另一些人會走運，從中你找不到任何規律或道理，也不存在正義。我們所觀察到的這個宇宙的種種特性，恰恰就是在歸根結底不存在設計、不存在目的性、不存在惡，也不存在善，隻有盲目的毫無憐憫的冷漠這種情況下，它應該就是那副樣子。”
實質上，溫伯格提出了一項挑戰。如果人們認為宇宙有其目的，那麼它是什麼？天文學家們窺探廣闊無垠的宇宙，看到宇宙以爆發速度膨脹了幾十億年，其中一些比我們的太陽大得多的巨大恒星正在誕生或死去。實難令人相信，這怎麼可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怎麼可能是為了讓居住在一顆圍繞著一顆默默無聞的恒星旋轉的微小行星上的人類有什麼目的。
雖然他的說法引起了激烈的爭議，但很少有幾個科學家站出來回應。但是，當阿蘭·賴特曼（Alan Lightman）和羅貝爾塔·布拉威爾（Roberta Brawer）采訪一組著名宇宙學家，問他們是否同意溫伯格的意見時，隻有很少幾個人接受溫伯格對宇宙的這種相當黯淡的估測。堅定地站在溫伯格陣營裏的科學家當中，有一位是裏克天文台和聖克魯茲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桑德拉·法貝爾（Sandra Faber），她說：“我不相信地球是為人類創造的。它是由自然過程產生的一顆行星，生命和智慧生命都是這些自然過程的進一步延續。我認為宇宙也與此完全一樣，是某種自然過程的產物，我們在其中的出現，完全是我們這一具體區域中物理法則的自然產物。我想，這個問題中暗含著，人類存在之外還有某種帶有目的性的推動力量。對此我不相信。所以，我想，從最終意義上我同意溫伯格，從人類的視角來看，宇宙是毫無意義的。”
但是在天文學家中有一個大得多的陣營認為溫伯格錯得離譜，他們認為宇宙確有其目的，雖然他們無法一一說明。
哈佛大學教授瑪格列特·傑萊爾（Margaret Geller）說：“我想我的生活觀點是，生命苦短，要享受生活。重要的是應該盡可能多地獲得豐富的閱曆。這就是我所爭取做的。我爭取做一些有創造性的事。我爭取教育人民。”
而且其中有幾個人的確從上帝的傑作中看出宇宙有其目的性。埃爾伯塔（Alberta）大學的唐·佩奇（Don Page）過去是斯蒂芬·霍金的學生，他說：“是的，我認為毫無疑問有目的性。我不知道全部的目的都有哪些，但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上帝要創造人類來陪伴上帝。更重大的目的可能是，要用上帝的創造來使上帝榮耀。”他甚至在量子物理的抽象規則中也看出了上帝的傑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物理法則似乎相當於上帝選擇使用的語法和語言。”
馬裏蘭大學的查爾斯·米什內爾（Charles Misner）是早期分析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先行者之一，他與佩奇有共同認識：“我感覺，宗教中有非常嚴肅的東西，例如上帝的存在，人類的手足之情，這些都是嚴肅的真理，總有一天我們會學會理解它，不過可能要采用另一種語言，站在另一種尺度上……所以我認為，那裏麵有實實在在的真理，宇宙之所以宏偉壯麗是有其意義的，我們應該對宇宙的創造者心生敬畏。”
由造物主的問題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科學在上帝存在與否方麵能有發言權嗎？神學家保羅·提裏奇（Paul Tillich）曾經說，科學家中唯有物理學家可以說出“上帝”一詞而不必臉紅。確實，科學家中唯有物理學家在探究人類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否存在一個宏偉的設計藍圖？如果是的話，那麼存在不存在一個設計者？找到真理、道理或其啟示的真正途徑是什麼？
弦理論允許我們把亞原子粒子看做是振動的弦上的“音符”；化學法則相當於可以在這些弦上奏出的“旋律”；物理法則相當於適用於這些弦的“和弦”規則；宇宙是這些弦的“交響曲”；而“上帝的心思”則可被視為響徹超空間的宇宙音樂。如果這種類比能站得住腳，那麼人就要問出下一個問題：有沒有作曲者？這個理論是不是什麼人設計出來的，以便允許我們在弦理論中看到的豐富萬千的各種可能宇宙得以存在？如果宇宙像一隻經過精密調節的手表，那麼存在不存在這麼一個製表匠？
在這方麵，弦理論對這個問題有所啟示：上帝有其他選擇嗎？愛因斯坦在創建他的宇宙理論時，他總是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宇宙設計成什麼樣？他傾向於認為，也許上帝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選擇餘地。弦理論似乎支持了這種觀點。當我們把相對論與量子理論結合起來的時候，就會形成各種理論，充斥著隱含的但致命的弱點：奇異問題會當場發作，例外現象會破壞這個理論的對稱性。隻有納入了強大的對稱性以後才可以消除這些奇異和例外現象，而M理論就具備了這當中最強大的對稱性。所以，也許會有一種單一的、獨一無二的理論，它可以滿足我們在一個理論中所要求的所有假定條件。
由於愛因斯坦經常就“老家夥”的問題寫大塊文章，所以曾被問及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對於他來說，有兩種神。第一種神是有人格的神，他回應人們的祈禱，他是亞伯拉罕、伊薩克和摩西的神，是那個能在水中分出一條路，並創造各種奇跡的上帝。然而，這個上帝未必是大多數科學家相信的。
愛因斯坦一次寫道，他相信“斯賓諾莎（Spinoza）的上帝，他通過萬物的和諧存在而顯示自己，而不是那個關注人類命運和行為的上帝”。斯賓諾莎和愛因斯坦的神是和諧之神，是理性與邏輯之神。愛因斯坦寫道：“我無法想象存在著一個能夠對其創造物進行賞罰的上帝……我也不相信個人在其身體死亡之後還能存活。”
（在但丁的《神曲·地獄篇》〔Inferno〕中，最靠近地獄入口的第一層居住著心地善良性情溫和但不能全然信仰耶穌·基督的人們。但丁在第一層地獄中發現了柏拉圖〔Plato〕和亞裏士多德〔Aristotle〕，以及其他偉大的思想家和啟蒙者。正如物理學家威爾切克評價的，“我估計許多現代科學家，也可能是其中的大多數都會到第一層地獄去落戶。”）馬克·吐溫說不定也在那個群星薈萃的第一層地獄之中。馬克·吐溫有一次把“信心”定義為“相信連任何蠢貨都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的東西”。
我個人從純科學的觀點認為，要證明愛因斯坦或斯賓諾莎所說的上帝存在，最強大的論據可以出自目的論。如果弦理論最終從實驗上被確認是個萬物理論，那麼我們就必須要問，這些方程本身是從哪裏來的。如果統一場論果真如愛因斯坦相信的那樣是獨一無二的，那麼我們必須要問這種獨一無二性從何而來。相信這種上帝的物理學家相信，宇宙如此之美、如此之簡潔，因此宇宙的終極法則不可能是意外造成的。宇宙完全可以是隨機的，或者由無生命的電子和中微子構成，不能產生任何生命，更不要說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