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戰爭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清政府派直隸提督葉誌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2500人赴朝。日本也派兵入朝。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授權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挑起釁端，發動侵略戰爭。當中日兩國向朝鮮出兵時，朝鮮政府和東學黨起義軍已簽訂休戰和約。朝鮮政府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於6月13日請求中國撤兵。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時撤兵。但日本決心擴大事端，繼續向朝鮮增派軍隊，並提出所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的方案。大鳥圭介於19日和20日，脅迫朝鮮政府廢除中朝通商條約，並驅逐中國軍隊出境。23日，日軍攻占朝鮮王宮，拘禁國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昰應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鳥指令大院君宣布廢除中朝兩國間的一切商約，並授權日軍驅逐屯駐牙山的清軍。當天，日本不宣而戰，在豐島海麵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同時日本陸軍向駐牙山的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挑起戰爭。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政府同時宣戰。甲午戰爭開始。
南京之戰
1911年（清宣統三年）11月至12月，江蘇、浙江革命軍聯合攻占南京（時稱江寧）的作戰。
此次戰役，蘇浙聯軍團結一致，統一指揮，密切協同，集中兵力，攻占要點，終於以少勝多，力克堅城南京，給清王朝以沉重打擊，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第一次反圍剿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先後調集十一個師另三個旅，分布於樟樹、撫州、南昌、靖安、高安、上高及閩贛邊地區，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采取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準備向中央根據地的紅1方麵軍發動第一次“圍剿”爭先。
這時，紅1方麵軍有第1、第3兩個軍團，共約4萬人，部署於靖江至分宜的袁水兩岸地區，以戰備姿態進行群眾工作和籌款。在麵臨敵人大規模“圍剿”的情況下，1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於10月在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確定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紅1方麵軍總部於11月1日下達了“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命令，隨即領導根據地軍民進行反“圍剿”的準備。根據紅1方麵軍總部的決定，11月上旬，紅軍主力從袁水兩岸地區轉移到贛江以東的新淦、吉水、永豐、安樂、宜黃、崇仁等地，以戰備姿態開展工作。與此同時，向部隊、地方幹部和人民群眾進行深入的政治動員，講清敵人進攻的必然性、嚴重性和紅軍實行戰略退卻、誘敵深入的必要性，說明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的道理以及對付敵人“圍剿”的方法，統一思想，消除顧慮，增強勝利信心。
第二次反圍剿
蔣介石在第一次“圍剿”失敗後，於1932年2月派他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代行總司令職，權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調集18個師另3個旅，20萬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積極部署對紅1方麵軍的第二次“圍剿”。
對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問題，黨中央曾指示：“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兵力，去擊潰敵人的主力”。紅軍總司令部在組織決戰中，采取誘敵深入蘇區的策略，在當時的階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確的。
第三次反圍剿
蔣介石在第二次“圍剿”失敗後，於1931年6月21日，親自帶著德、日、英等國軍事顧問到南昌，就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23個師另3個旅，約30萬人的兵力，準備發動第三次“圍剿”。
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中央根據地區紅軍經過三次大規模反“圍剿”，取得了豐富的作戰經驗，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紅軍的作戰原則。這些原則主要是：在敵人“圍剿”開始之前，積極作好反“圍剿”的準備；在強敵“圍剿”開始時，一般是先實行戰略退卻、誘敵深入、造成反攻的條件、爾後轉入戰略反攻，打破敵人的“圍剿”；在戰略反攻時，慎重初戰，實行殲滅敵的指導方針，作戰形式以運動戰為主，並與遊擊戰相結合，在戰役戰鬥上實行速決戰，集中優勢兵力，逐個殲滅敵人；在敵人“圍剿”被打敗轉入守勢時，紅軍轉入進攻，依托根據地向外發展，並適時準備打破敵人新的“圍剿”等。這些作戰原則是在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十六字訣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上，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作戰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