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的抗爭
自然界的發展和演化孕育了人類，人類又隨著自我的發展與完善，逐漸與自然界分離，組成了相對獨立的人類社會。人類從誕生的那天起，就同自然界存在著息息相通的關係。人要生存，就必須依賴於自然，向自然界去“索取”，然而自然界並不總是那麼“慷慨無私地奉獻”，人類在征服自然的同時，也受到自然界的報複。所以，人與自然的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人與自然的抗爭是從多方麵展開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還不是怎樣獲得勞動資料和怎樣支配自然界的問題，而是怎樣生存和怎樣使生活延續的問題。
這種不老不死的願望，可說與人類的曆史同在。在遠古時代，由於生產水平和科學知識的限製，人們對大多數疾病都束手無策，所以那時因病死亡的人數相當多，人的平均壽命也很短。人一旦生病，往往去請巫覡驅鬼邪，祈福禳災，長期以來與巫醫分不開。
當人們同疾病鬥爭的經驗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便出現了早期的醫藥學和醫療技術，人類的許多疾病才得以治療。
在古代封建社會，我國的醫藥學在世界上是相當先進的。早在公元3世紀的戰國末期，就出現了一部重要的醫學著作《黃帝內經》，記載了當時形成的中醫理論，對髒腑、經絡學說以及診脈和針灸等技術都有細致的描述。到了東漢，大醫學家張仲景又進一步發展了前人的中醫理論，寫了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傷寒雜病論》。
治病自然離不開藥，史書《山海經》曾記載一位名叫神農氏的人為給百姓治病，曾“嚐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農因而被奉為藥學老祖宗。
我國最早的藥書就起名為《神農本草經》，假托古人神農氏所作。到了16世紀末，我國明朝又出現一位偉大的醫藥學家李時珍，他不畏艱難、嘔心瀝血，花費了大半生的時間總結和整理我國的醫藥學寶藏，寫成了50卷本的《本草綱目》，記載了1892種藥物和上萬條處方。代表了我國古代醫藥學成就的最高峰。
與我國的中醫中藥學交相輝映的西方醫藥學，通過對人體解剖及醫藥化學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為人類與疾病抗爭做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近代西方工業革命後，醫藥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更為迅速，成果顯著，在許多方麵已走在世界前列。這為人類重要的藥物——青黴素的誕生提供了條件，正是在這片沃土中，蘊藏著一項偉大的創造。
向細菌挑戰
近代醫學的一個最大成就，就是發現了人的許多疾病是由人體內極微小的微生物——細菌引起的。19世紀70年代，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發現了微生物後曾預言：“人們的傳染病也是由於微生物造成的。”幾年後，德國人科克驗證了這一事實，明確指出了各種傳染病均由一定病原菌引起。當時德國的牛羊正在流行著炭疽病，科克經實驗證明炭疽病的病原菌是細長形狀的微生物。他還成功地培養和繁殖了這種病原菌，後來，他又把這些微生物染成紅色和藍色，讓人們在顯微鏡下清楚地看到了它們。
此後，醫學家又發現了一些細菌，如傷寒菌、淋菌等。科克出於醫務工作的需要，對各種疾病的細菌進行了驗證。為此他對細菌賴以生存的培養基進行了種種改進，發明了固體的培養基。科克還用自己發明的新技術分離出各種細菌。1882年，他用染色的辦法發現了比以前看到的細菌還小得多的細菌——結核杆菌。1884年，他又發現了霍亂菌，進一步也就產生了抑製霍亂傳染的辦法。長時期危害人類生存的霍亂與結核病由於病原菌的發現而逐步得到控製。可見，巴斯德和科克等人對細菌的發現與研究給人類帶來了多麼大的益處啊！有人說，他們的發現使人的平均壽命延長10年，這也許並不誇大。
盡管人在與自然的抗爭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離最後的勝利還差很遠。到本世紀20年代時，細菌仍是人類的大敵。盡管細菌學家已發現了成為病因的種種細菌，但還是沒有找到對付這些細菌的有效辦法。有些化學藥品雖然可以殺菌，卻也會同時傷害人體。小小的細菌就像傳說中的小精靈一樣，時常出現纏繞著人類，對人類肆無忌憚地進行挑釁。但人們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勇敢地迎接挑戰，那種既能殺死病原菌又對人體無害的藥物一定能被發明出來！
起初，科學家們對溶菌酵素抱著很大的希望，可是，隨著研究工作的進行，漸漸知道溶菌酵素溶解的隻是對人體無害的細菌，重要的病原菌並不為其所溶化。後來，德國科學家又發明了磺胺類藥劑，實踐證明，這種藥劑對各種細菌性疾病發揮了極大的效力，且副作用又不大，所以大受人們歡迎。這類藥劑即使在今天也是醫院裏常用的抗菌藥。可是，還是有一些“頑固”的細菌不怕這種藥，仍然危害著人們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