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快過去的時候，趙得圓突然覺得自己老了。
為啥？開始回憶往事，就說明一個人老了。回憶往事的這種“症狀”，從這個夏天他不幸得了肺炎的時候就開始了。在現實和回憶中，他越來越難分清，到底哪個是現在，哪個是過去，更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在他腦海裏，唯一可以肯定是，這個不幸得了肺炎的夏天，台風特別多，而且還有一個在美國鬧騰，讓美國成了一個要別人救援的國家，這原本隻有電影中才可能出現，這也讓中國樂了一把，給了500萬。
趙得圓，1978年生，杭州人。一個普通的媒體從業人員，現在一個省級的都市報混著。自小就覺得記者特牛的他，從心理發育的第一個反抗期開始就夢想著自己的名字能出現在報紙上。高中時，理科不錯的他硬是報了文科，當記者嘛，怎麼能讀理科呢？
但自從當上了記者，趙得圓突然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記者成了“墮落天使”，成了信息“農民工”，每天在扒分中度過。作為遍地開花的都市報，趙得圓唯一之路就是從熱線開始，媳婦熬成婆。寫的都是些破事，不是有人醉酒為美動手，就是哪裏的狗生了貓。
每天眼睛一睜開，就欠著報社幾百塊，就好像出租車司機一樣。除此之外，趙得圓還恨不得去做變性手術，越來越多的美女記者，搶走了越來越多的稿子。喝酒聯絡感情，說意薄雲天、兩肋插刀話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和所有接熱線的見習記者一樣，趙得圓也過過被領導呼來喝去的日子，也遭遇過無稿可做的困境，甚至還目睹過、參與過假新聞的整個製作過程。但他從沒內疚、不安過，記者也是人，也要過日子，總不能讓個屁憋死活人吧。
那是2001年的夏天，連著30多天的高溫炙烤著杭州，地麵溫度最高的時候超過了50度。超熱的天氣帶來的卻是熱線的冬天，幾乎沒什麼值得做的線索，熱線部的領導抱怨地說：真邪門了，進入了淡季。於是，趙得圓和其他幾個晚進報社的小蒂頭被趕出了報社，“都給我去街上找線索，找不到別回來”。
一群小鬼從空調間裏被趕了出來，晃眼的陽光和一下子升高的溫度同樣讓人難以忍受。一群人隨即躲進了報社旁邊的冷飲店，準備商量一下對策，說白了，還是熱怕了。
喝著兩塊錢一杯、不知道什麼味道的冰果汁，合計了半天，什麼也沒商量出來。大家都比較茫然。當然了，都是差不多的水平，都守著同一個電話過活，一旦失去電話，還不是一樣？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放了句話，說：要不俺們做條假的？敢嗎？
這個人就是柏笑生，在趙得圓以後的生活裏，他成了唯一能說真心話、能聽懂真心話的人。後來每次提起這件造假的事情，柏笑生都說那像“搶劫銀行”的戰前動員。
透過冷飲店的落地大玻璃，路上幾乎沒什麼行人，樹葉都曬蔫了，一絲風都沒有。
“上街找線索？連個屁在我們找到之前，就已經他媽蒸發了。”沒怎麼思考，大家都同意了這個建議，但是畢竟還是年紀小，膽子小，幾乎每個人都心裏惴惴的。
接下來的時候，柏笑生把周詳的計劃說了一遍，每個人都有分工。聽下來，總覺得他已經策劃了很久。等部署完了，大家都覺得自己就是個“搶劫銀行”的匪徒，在渾身顫抖之餘還有些莫名的成就感。
“要幹就幹票大的，要不還不如不做賊”，這是趙得圓記下的“柏笑生語錄”的第一句。帶著搶銀行的“眾誌成城”，大家奔回報社取來了照相機，一幹人豪氣滿天。趙得圓就這麼糊裏糊塗的獻出了自己的一個“第一次”，第一次造假。後來想起來，還有些懊悔，還是給人“誘奸”的。
一幹人從報社奔出來的時候，已經和原先被趕出來的時候完全不同了，就好像覺得掌握了全世界的信息來源，而報社就靠著自己的施舍，苟延殘喘地活著。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還幻想著，熱線部主任給他們低頭哈腰的模樣。一絲再也忍不住地悶笑逆著汗水，爬上了嘴角。
烈日下，趙得圓跟著柏笑生走在了最前頭，經過一個路口的時候，突然的一聲撞擊聲讓他們都懵了。隻見一個身著白色體恤、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被路口急駛而來的自行車撞倒了。肉體和金屬借由速度發出了出乎意料的巨大聲響。
金超群，第一個反應過來，趕緊拿出了照相，一陣猛拍。（金超群，和趙得圓同時進報社，見習攝影記者）。事後看的照片裏，沒有被撞者的正麵，沒有血流成河的場麵，隻有半具臥躺在巨大自行車輪旁、滿是汗水、抽搐著、帶著一抹血色的渺小身體。
灼熱的陽光讓照片有了強烈的明暗效果，震撼得人心發顫。金超群也就是憑著這張照片，樹立了在攝影部的地位，讓他細節凸現現實的拍攝風格被人認同，而在大而全、喜好用廣角表現變形現場的人群中獨樹一幟。
“新聞啊，你就像愛情一樣，說來就來，讓我們不知所措”。這是“柏笑生語錄”的第二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