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西安就麵臨兩條路，一條是和小團隊一起用時間來釀造精品，從而取得最實質的成功；一條是投入新聞界通過手段來獲得短暫的勝利。前者需要忍受饑寒，住在狹窄肮髒的小屋子，隻把巴黎的榮華富貴當做奮鬥的動力，唯用一顆赤誠的心來求識，用強大的意誌和意念拋棄並抵製誘惑，隻與孤獨為友，經得起煎熬，成得了偉業；後者則無需太多的學識，因為那是權利、手段的王國（作者相當貶低這個行業），有人靠著別人的筆致富發家，有人寫出鴻篇巨製卻被署上別人的名字，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喪失了本來的美好天性，因為壓在身上的是巴黎社會的金迷紙醉的生活，徘徊在周圍的是勾心鬥角的陰險小人--除非你有維吉爾這樣的老師--但這隻能保證你不墜入泥沼，而非功成名就。
“你再堅持十年，你絕對能名利雙收。”他的朋友這樣告訴呂西安。但呂西安恰恰是一個典型的詩人，而十九世紀的巴黎又是一個典型的時代。呂西安富於幻想，對於下一刻即將發生的結果有著成千上百中美好的希冀，盡管巴黎總是打擊他的想象力；他渴望登高，卻又難以在貧賤中埋頭，隻渴望用自己現有的燭光驚豔這個黑暗的社會，要走這個捷徑，隻能攀上一個貴婦人，或投身被稱為“靈魂墮落之地”的新聞界，然而這兩種方式都不是追求真理的道路，他可能獲得追求真理而獲得的成功，但那是曇花一現的，在微風中足以分崩離析。而這個時代，出版商“願意把伏爾泰和盧梭餓死在緊縮的小屋”，保王派和自由派從“古典派”和“浪漫派”上產生巨大分歧，文學和政治和貴族生活息息相關，要麼迎合宗教、政治--然而這些製度本身就已經分裂，要麼違心寫出低俗的作品。
呂西安是一個天才，然而唯獨缺少天才的意誌--意誌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天分之所在，否則如何不被那些上流社會的鍾鳴鼎食所引誘、從而放棄自己在夾縫中尋求真知灼見的渴求？呂西安致命的缺點還在於值得可笑的、病態的自尊，也就是說他的思想境界跟不上他的才華，這導致即使摯友在側，也無法阻止他走向幻滅之路。
呂西安在新聞界碰到的第一位“朋友”，用發自肺腑的悲鳴告訴他關於新聞界的事實：越是沒有才華，越是一件幸事。因為這樣的人才願意失去人格、失去尊嚴地卑躬屈膝，而略有一些才氣的人則自傲不願低頭但最終還是得彎著腰反而成為前者打壓的對象；你無法忍受那是你曾經鄙視的人獲得了你渴望的成功，但台下的觀眾隻會鼓掌，而不論取得成功的方式是自己的還是竊取的，是正義的還是邪惡的。但我們的朋友呂西安還是願意在灘泥水裏走一遭，並自我宣稱出淤泥而不染--有時候我們就是自己弱不禁風的自信打敗的，反而要去埋怨生活之多變。
詩人注定失足於此。
一位詩人，或許我們應該說是隻有詩意的人，心想著榮華富貴，早日能夠踏入上流社會，依仗著迷人的相貌和一些尚可吹捧的學問，想通過贏取貴族夫人的好感來幫助自己達到目的。於是，一方麵他拋棄了安貧樂道、專心學術的詩人命運，另一方麵他向不忠不義的歧途走近，他隻是想抄近道獲得成功--盡管自己十分了解自己，但是幻想和本性還是時時控製著他，這要沒有厄運和困境打擊他，他就會迷失在光明與黑暗、善良與偽裝、高尚與自私之間，而且總是選擇了後者。一次致命的打擊讓他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對那些不正的捷徑抱有天真的想法，尤其當幻想可以得到力量支撐的時候，他又是如此的趨之若鶩。靈魂、精神倒是可以拋棄，隻要取得勝利。“鬼上當”告訴他，所謂的社會，所謂的出人頭地，就是要注意兩點，一個是要有外表，呂西安已經擁有，一個是要有形式，他可以教呂西安--也就是所謂的把所有看似光明的一麵露在世人的麵前，而在黑暗中做盡邪惡的事情，前提是不被人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