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低質量的二手車賣家為了賣出自己的車，也會進行信息傳遞，也會為信息傳遞支付成本。與之相比，高質量二手汽車的賣家需要找到一種高質量的信息傳遞方式，使得自己所付出的信息傳遞成本低於低質量二手車賣家付出的成本，才能夠從市場活動中獲得足夠的補償，獲利。用斯賓塞的話說就是，對高質量二手車的賣家來說，隻要某種傳遞信息的邊際成本較低，市場就會出現某種均衡，這時，買家往往能夠根據賣家傳遞信息的水平推測或估計二手車的質量。
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期間，斯賓塞就開始研究信息傳遞模型，其研究成果在他的博士論文《勞動市場信號》中有集中體現。斯賓塞通過一個關於勞動力市場的模型來解釋信息傳遞，他在論文中說：“在勞動力市場中，出示自己獲得的文憑是最典型的信息傳遞行為之一。生產效率高的個人往往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文憑，其傳遞信息的邊際成本較低，因而教育不僅能夠增進人力資本的價值，而且通過教育獲得的文憑也能夠對高生產效率的個人產生信息激勵效應。”
在勞動力市場模型中，對於博弈參與者——雇員和雇主來說，信息是不對稱的。雇員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但是雇主卻不知道。在雇主沒有將高生產率的人與低生產率的人區分開來時，其結果必然是多數雇員的工資在平均水平。但是，這對於高生產率的人來說，其報酬是比他們的邊際產量要少，而低生產能力的人得到的報酬卻高於其邊際產量。在這種情況下，高效率的人會主動向雇主傳遞信息，使雇主能夠將高效率的人與低效率的人區分開，進而取得與自己勞動效率相稱的工資。而文憑就是向雇主傳遞自己能力信息的一種方式，因為文憑需要足夠的能力才能獲得。而低效率的人大都不願意采用這種方式來標示自己是一個高效率的人才，因為，與高效率的人相比，低效率的人做同樣程度的教育投資，其所付出的邊際成本要高得多。
這樣一來，在勞動力市場中，雖然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但是雇主同樣可以通過應聘者所傳遞的文憑信息來區分雇員的能力高低，雖然文憑與其生產率之間看似沒有直接關係。
在現實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生，美國大學往往要看申請者的TOEFL和GRE成績，以及本科成績的平均分和推薦信。美國大學當然不可能通過這些材料就百分之百地肯定某申請者值得他們錄取，但是校方能夠根據這些材料對申請者的能力有一定了解，從而改善信息不對稱給自己帶來的不利處境。
再比如，目前許多上市公司對分紅都顯示出高度的熱情，盡管分紅並非最佳選擇。在大多數國家，與資本增值相比，政府對紅利征稅不僅稅率要高得多，而且是兩次征稅：一次對公司，一次對個人；相反，資本增值稅率更低，並且隻對個人征一次稅。顯然，對於股東來說，投資比分紅更加符合股東的利益。那麼，為什麼仍有如此多的公司仍然熱衷於分紅呢？其實這是公司傳遞信息的需要。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公司的管理層知道公司的業績好壞，但是股民不知道，為了讓股民將自己與那些業績不好的公司區分開來，公司就采取了分紅的方式向股民傳遞信息，促使股民購買自己的股票，提升公司融資率。
信息傳遞模型具有普遍意義，在博弈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博弈參與者必須了解的。
博弈啟示錄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邁克·斯賓塞告訴我們，在博弈中，恰當的信息傳遞能夠改變信息劣勢。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信息傳遞之所以有效性是因為它需要成本，沒有成本的信息傳遞往往是無效的。例如，如果某商學院為了從MBA教育中獲取經濟收益而故意降低招收MBA學生的標準，但其MBA學位往往並不能得到用人單位的認同。換言之，這樣沒有成本的信息傳遞是無效的。
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傳遞中，不同傳遞人產生的信息傳遞成本是不一樣的。高能力者能夠輕而易舉地通過考試，而低能力者則需要付出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才有可能通過考試，因此高能力者通過文憑傳遞信息的成本低於低能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