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承受過程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弗洛伊德對“自由漂浮注意”的發現和推崇。從長遠角度考慮，在試圖理解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時，或有同類問題的任何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放棄主動集中注意和力爭迅速理解。這裏的危險在於可能有一種早熟或不成熟的解釋和理論，而且它還很有可能是一個人自己的構造物或創造物。從初級過程的角度看，力爭、集中和注意聚焦不是前意識或無意識層次上最好的感知途徑。這些活動屬於次級過程並有可能掩蓋或排除初級過程的資料。精神分析家的指令是：“讓無意識向無意識訴說或傾聽。”
這類問題同樣也出現在文化人類學家身上，特別是在他們理解某種文化的全部繁雜情節時。在這裏，早熟的理論同樣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弄得此後任何有違早熟構造物的資料都被排除在外。最好要有耐心，能承受，順從資料，讓資料各就各位。
對於習性學家、生態學家和野外博物學家也是如此，對於和任何種類的大量資料打交道的任何人在原則上也適用。一個人不僅要學會主動而且要學會被動。一個人安排，再安排，玩弄資料，懶洋洋地看報表，拚來拚去，像遊戲一樣，墜入白日夢中，不慌不忙，一遍又一遍，“夜以繼日”，把全部事業交付給無意識。而科學發現的曆史表明，這通常很起作用。
總之，理論和法則的構建與它們的被發現通常很類似，似乎有一種主動和承受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連接。對於任何認識者，不論一般人或專業人員，最好是依據情況的需要具體分析，既能主動又能承受，即隨機應變。
沉思事物存在的方式
對於“事物存在的方式”、世界和地球上存在的眾多表象，你應該做些什麼呢？自然，首先要設想你不能被它嚇住。於是，當你被動地承受和接受時，你能做的惟一事情就是對它的一切深感驚奇，思索它，品味它，讚歎它，迷戀它而且要滿懷希望，你會發現樂趣無窮。即，要做的是不做任何事。這和孩子對外界環境的感受幾乎沒什麼區別，一心一意地，興致勃勃地，著了迷一樣，瞪大眼睛，被魔法鎮住似地。
在高峰體驗中和在孤獨體驗中，也會有這一類迷戀世界的情況發生。當我們思索死亡或因緩刑而暫免於死時，或當“愛”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和開啟了世界的寶藏時，或當致幻劑發生最佳效果時，或當一位詩人或一位畫師能展現給我們一個充滿新意的世界時，這一切都是通向領會事物原狀和真相的道路。它們全都聯合起來告訴我們，世界並不像那麼多人所設想的那樣可怕，而且也可以是非常美妙可愛的。
此時此刻，我們什麼也不用做，也無需去做，我們隻要承受地、屈從地、沉思地體驗這一切。我們無須立即做出解釋、分類、提出有關的理論，甚至也無須理解，除非是它自身的概念需要。
相信大家沒有忘記這樣的言論，有些人宣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最接近現實。他們說，如果我們想看到赤裸裸的現實，這就是達到這一目標的途徑。他們警告我們，當我們開始進行組織、分類、簡化、抽象和概念化活動時，我們也開始離開此時此地的現實，觀察我們自己的構造物和發明物，我們自己的先定概念。這些東西是我們自立門戶的安排，我們依靠它們把秩序強加在一個雜亂無章的世界上，那完全是為了我們自己的方便。
顯然，持有這種觀點是與常規的科學觀背道而馳的。例如，艾丁頓看到和觸及的桌子，他認為不如物理學家所概念化的桌子那麼真實。多數物理學家覺得，當他們離感性世界越來越遠的時候，他們也越來越接近現實。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所涉及的現實當然和他們的妻子和兒女生活於其中的現實不同，向簡單化的方向行進確實分解了這一現實。
由於我們已經同意科學有兩極的說法，因此，我們無須再仲裁這一爭端。科學的兩極一方麵要求經驗和領悟具體，另一方麵要求把紛亂的具體組織成可以把握的抽象。但客觀的事實要求強調前一目標而不是後一目標。科學家通常不認為自己是承受的沉思者，但他們應該如此，不然他們就失去了他們在經驗的現實中的立腳點，而且，隻有從這裏開始，才有一切知識和一切科學的建立。
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為一種非主動、非幹預的觀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對經驗的、道家的、非侵擾的承受中。在這樣的時刻，經驗自然產生而不是被特意構造。由於這使經驗能成為它自身，極少受到觀察者的歪曲，所以，它在某些事例中將會成為通向更可靠和更真實的認識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