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或社會的任何部分中，是必需的嗎？是否某些真相隻能保留在統治集團中？獨裁統治者不論是否仁政，似乎都需要某些真相隱瞞。什麼真理被視為是危險的？
許多實際的和幻想的理想國都依賴一位聰明的、仁慈的、機智的、堅強的、有效率的領袖，一位哲學家國王，但這有保證嗎？誰將挑選出這位理想的領袖？如何保證領導權不致落入暴君手中？這一類的保證是否可能起作用？好的領袖死了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無領袖狀態、權力分散、權力保留在每一個人和每一無領袖團體中的狀態是可能的嗎？
至少某些成功的理想社會，不論過去的或現在的，如兄弟家園，曾把私下或公開懺悔的坦率、彼此的爭論、相互以真誠回報或相待注入文化中。當前，訓練小組（交朋友小組）和優美心靈（Y理論）工廠和工業企業的辛那儂式的團體、各種類型的治療小組等等也是如此。
如何使熱情的和懷疑的現實主義相結合？如何使神秘主義和實際的機智及有效的現實測驗相結合？如何使理想主義的、完美的、因而也是不能達到的目標和對手段不可避免的缺陷的寬容接受相結合？
高綜效——引流機製
路斯·本尼迪克特生於1877年，卒於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也是一位詩人，筆名安·辛格頓。她的主要興趣是研究美國印第安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她研究過日本文化，為同盟國提供了基本的資料，她的著作有：《文化的類型》，《種族科學和政治》，《菊與劍》。她於1941年在布林彌大學演講時提出綜效作用這一概念。晚年曾力圖克服並超越“文化相對論”。她認為她的《文化的類型》實際上是探討整體論問題的。它是整體論的而不是原子論的著作。她把社會作為有機統一體，用她所特有的詩一般的感受、韻味和語調進行描述。
當我於1933至1937年研究人類學期間，各種文化確實都有自身獨特的異質，沒有什麼科學的方法可以把握它們，也無法做出任何概括。每一種文化似乎都和另一種不同。一種文化就是此種文化自身，除此以外你就再也說不出什麼了。
本尼迪克特堅持不懈地力求完成比較社會學研究。為了此項研究，她以一種直覺的方式實現。作為一位有資格的科學家，她搜索的詞彙在公開場合不宜使用的，因為它們是規範性的，含蓄的而非冷靜的，隻能在馬丁尼雞尾酒會上說說，但不能印成文字。如她所述，她曾用大張的新聞紙寫下她所知的有關四對文化的一切；這四對文化是因為她覺得彼此不同而選為研究對象。她有一種直覺，一種感受，她曾以不同的措詞說明，我已在過去的注釋中提到過。在每一對文化中，有一種是焦慮型的，另一種是是乖戾的。乖戾顯然是一個非科學的詞，她不喜歡乖戾的人。四對文化中的一方都是乖戾而下流的人，另一方的四種文化都是美好的人。在另一些時刻，在戰爭威脅我們的時候，她談到士氣低和士氣高的文化。一方麵她談到仇恨和侵犯，另一方麵談到愛和感情，她不喜歡的四種文化有些什麼共同點和她喜歡的四種文化相對立呢？她曾假設這些是不安全的文化和安全的文化。
優秀的文化，安全的文化。那些她喜歡的、覺得有一種力量在吸引她的文化，是祖尼人，阿拉佩施人，達科他人，和愛斯基摩人的一支（我忘記是哪一支了）。我的現場研究可以加上印第安黑腳族人作為安全文化之一。下流、乖戾的文化，那些使她為之戰栗並受她唾棄的文化是朱克契人，奧基布瓦人，多布人和克瓦求特人。
對於這些文化，她曾經嚐試做出各種各樣的概括，你或許稱之為那時流行的所有標準說法。她依據種族、地理、氣候、大小、財富、複雜性等各個方麵情況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但這些標準不起作用，即對於四個安全文化是共同的，而在四個不安全的文化中不存在。在這樣的基礎上不可能做出任何整合，沒有條理，沒有分類基礎。她問道，哪些是多配偶的，哪些不是？哪些文化多自殺者，哪些文化沒有自殺者？哪些是大家庭的，哪些是小家庭的？哪些是母係的，哪些是父係的？這些分類的原則沒有一條能起到起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