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未來的管理理念中，官於對待員工的方式以及員工對營運、財務表現的影響這二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會有不同的論調。有些理論也許仍會認為，除非是有利可圖的事，否則不做。但更大的爭議在於：開明社會中，企業與工作的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在未來的歲月裏，商業企業營運的目的已不僅僅是賺取利潤，另一個更有價值的意義是，一群人聚集在一個組織內，他們憑借不同的方式（但都合乎法律規則的）獲得各種各樣的需要，並且以服務於全體社會作為組織發展的長期目標。利潤的確是商業的生命調節器，不過，它不是唯一的，人性和道德等因素也必須考慮在內，至少從長期來看，這與企業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塑造優心態而非創造行為
大量的研究數據表明，一個“真正”關愛子女的母親，即使以任何一種行為對待孩子，哪怕是體罰或出手打自己的小孩，同樣會使小孩具有良好的性格。
這說明了一項事實，對人類而言，以何種方式來表達愛並不很重要，愛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資料至少都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種關係的原理。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並不能完全說明他所具有的性格、隱藏的個性或態度。
總體來說，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況下，任何人都可以察覺出某人是在演戲，但卻不能察覺其透過行為所要表達的內心想法。
因此，有可能產生以下的結果：上課、讀書、接受各項訓練，而且努力將自己表現得像是一位優秀經理人的主管，如果他的性格並非真正的民主、負責或有感情，那麼他的努力不會有太大的功績。
這就揭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存在主義的問題：“真正是”某種人與“試著成為”某種人的區別。在這對矛盾中，真正是某種壞人與某種好人之間，一定有其過渡階段。
如果一名竊賊意識到自己是一名竊賊，並希望成為一名誠實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有意識地努力讓自己不是一位竊賊，有意識地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名誠實的人。努力讓自己成為誠實的人依靠的是自我意識、人為控製，而非自然的、天生的性格行為。自然的誠實行為是由內心真實的性格所表露於外的行為。隻有通過不斷嚐試誠實行為，也隻有如此，才能讓一位騙子變成一位老實人。
同樣的情境也發生在組織內，沒有別的途徑可以讓獨裁者成為民主者。一位獨裁式主管要轉變為民主式主管，必須有意識地、人為地、自願地經過一段盡力成為民主式主管的過渡期。努力成為民主式主管的人和天生就是民主式主管的人有很大區別。我們這裏已涉及哲學性的思辯，因此必須特別小心。
我們很容易輕視“努力成為……”的狀態，覺得這是不自我的，因此有人拒絕這樣的思考。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真正成為民主式主管的前期階段，是唯一可行的有效方法。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這個觀點：我們必須塑造某種個人、人格、性格或性靈，而非創造特定的行為。假如是創造某一特定的人格，就牽涉到心理學理論，包括成長、人格和心理治療等領域。此外還必須參考弗洛伊德理論，因為我們討論影響行為的潛意識因素是很有必要的。這些改變行為的潛意識因素無法直接受到影響；我們必須從人性的角度著手，成為另一種人。
這種對人性的強調以及將行為視為深層個性副產品的主張，促使我了解到人本管理的效用，並非隻能從行為的改變、產品質量和數量的提升中看出，我們還可以從以上所提到的副產品的角度觀察。
若要了解企業的員工是否開明，最有效的測試方法，就是了解他們回到家或回到社區之後的所做所為。比方說，如果人本管理模式真能創造更好的人性，這些員工在社區會表現得更仁慈、更願意助人、更無私、更具利他性格、更講究正義、更願意為真善美而戰。顯然，這些行為是很容易測試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員工在家中的行為同樣會有所改變。一般來說，一個真正受到人本管理影響的男人，一定會是一位好丈夫、好爸爸和好公民。所以，直接與他們的妻子或小孩訪談，也是較務實的檢測方式。
在這裏，我想起迪克·詹斯的研究，他嚐試在高中采用心理治療教學法一年，檢測他所教導的高中女學生是否仍有種族歧視的現象。結果他發現，種族歧視的情形減少了，但是他一整年都未向學生提起這個議題。這就是我所謂的測量副產品而非行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