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外部的價值剝奪可引起我們的超越性病態，而且我們自身的最高價值剝奪也會引起可怕後果。我們不僅受到吸引，而且也深感敬畏、震驚、戰栗、恐懼。那就是說，我們往往有內心的矛盾和衝突。我們設防抵禦存在價值。壓抑，否認，反作用造作，或許還有其他一切弗洛伊德的防禦機製都是可供利用並已被用來防範我們內在的最高價值，正如它們被動員起來防範我們內在的最低價值一樣。自卑和差距感能引導到對最高價值的回避。怕被這些價值的高大所淹沒也能導致回避。
由此可以得出合理的基本假設：由自我剝奪而引起超越性病態，就像由外部加強的剝奪引起一樣。
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更占優勢層次。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具有同樣的被需要的基本特征，對人是必需的、有益的，所以說它們處於同一層次整合係列，即在同一連續係統中和同一論題範圍內，它們的被剝奪會引起“疾病”和萎縮，它們的“充足供應”能促進豐滿人性的成長，趨向更大的愉快和歡樂，趨向心理上的“成就”，趨向更多的高峰體驗，並且，一般來說，趨向更經常地生活在存在水平。即，它們都是符合生物學需要的，都能促進生物性的成功。不過，它們的不同也是可以較容易明確說明的。生物性的價值或成功一直是隻從消極麵看的，如生命的簡單耐力，生活能力，疾病的避免，自己及後代的生存。但也指生物進化成功的積極標準，即不僅指生存價值，也指臻於完善的價值。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滿足有助於造成“較好的樣品”，生物的優勝者，在優勢等級上的較高者。不僅表現在更強壯、更優勝、更成功的動物有更多滿足，更好的生活地域，更多的後代，等等——不僅表現在弱小的動物優勢等級較低，更可能犧牲，更容易被吃掉和更少可能繁殖後代，更可能挨餓，等等，而且較好的樣品還能過一種更多滿足、更少挫折、更少痛苦和恐懼的完善生活。我不想過多地去描述這種動物快樂——但我認為那完全能做到——卻能合理地提問：“一位印第安農民和一位美國農場主在生物生活以及心理生活方麵是否一模一樣，盡管他們都繁殖後代？”
首先一點早己明確了，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強烈得多，緊迫得多，或者說，它在層次等級上要占優勢。這樣說是作為一種概括的統計陳述，當然也有個別例外，有些人會有一種特殊的才能或一種獨特的敏感，使超越性需要比他們的某一基本需要更為重要和迫切。
其次，基本需要可以稱為缺失性需要，具有各種缺失性需要的特征，而超越性需要似乎具有“成長需要”的特征。
超越性需要自身彼此之間也有相互作用，但一般來說卻不存在優勢等級。但對於任何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它們可能往往是按照特異才能和體質不同而有高低層次的排列。
但在我看來，超越性需要並非按照優勢層次排列，它們的力量是均等的，存在價值或存在事實也與此類似。另一種說法——就其他目的看有意義的說法是，每一個人似乎都有他自己優先考慮的事，或高低層次，或優勢等級，那和他自己的才能、氣質、技能、能力等等是相應的。“美”對於某人可能比“真”更重要，但對於另外的人可能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情況。
也許可以這樣來看待，某一種存在價值都要受到大多數或其他所有存在價值的製約。或許它們形成了某種類型的統一，每一特定的存在價值換個角度看簡直能被當作一個整體。
我強烈意識到，是全部其他存在價值充分恰當地規範了其中任一存在價值。即：真，充分完善地說明，必然是美，善，完滿，正當，簡單，有秩序，合法則，生動，全麵，單一，超越分歧，不費力，和有趣味的。同樣的，美，充分加以說明，必然是真，善，完整，生動，簡單，等等。似乎所有的存在價值都具有某種統一性，每一單個價值似乎是這個多麵體的一個側麵。
在人類生物學中，價值生活（精神的、宗教的、哲學的、價值的等等）與“低級的”動物生活處於同一係統之內，而絕非二歧化、互相分隔和排斥。它因而很可能是遍及全人類的，超越文化的，盡管它必須由文化促進才能實現，才能存在。
也就是說，精神生活是我們生物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生物生活的“最高”部分。
這意味著，精神生活也可以說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它是人性的一個規定性特征，沒有它，人性便不成其為充分的人性。它是真實自我的一部分，是一個人的自我同一性、內部核心、人的種族性的一部分，是豐滿人性的一部分。純自我表達或純自發能達到怎樣的程度，超越性需要也能表達到怎樣的程度。“揭示”或道家療法或存在治療或言語療法或“個體發生”技術應該能揭示和增強超越性需要，也如揭示和增強基本需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