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米達爾諾貝爾經濟學獎金，以表彰他“在貨幣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方麵的首創性研究工作”。
米達爾深知一個經濟學家也應當是個出色的社會調查工作者，一個一生關在書齋裏從書本上討生活的人是不會有多大作為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他就遍訪西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其進行周密的考察。1938年，他接受美國卡內基公司的邀請，以一個“沒有種族偏見和完全客觀公正態度”的學者身份去美國指導對黑人問題的研究。當時他對美國黑人問題一無所知，但他毫無懼色，一踏上美國國土便立即開始了緊張的社會調查。他不辭勞苦，走訪城市農村，踏遍窮鄉僻壤，深入到黑人聚居區。在種族主義勢力極為猖獗的異國進行這種社會調查，其困難和危險可想而知，但米達爾沒有退縮，他以極大的勇氣和毅力，衝破重重阻力，戰勝了一個個艱難險阻，對美國社會進行了相當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他前後花了六年時間，寫成了《美國左右為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製度》這部巨著。這部著作在1944年獲得了安尼斯菲爾德——沃爾夫獎，使他贏得了“關於美國黑人問題的第一權威”的美稱。他預言，目前的社會穩定並不是一種穩定的平衡，南部黑人的造反遲早將發生，60年代末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興起，證實了他的見解。
通過對美國社會經濟的深入調查分析，米達爾於1944年發表了《警告樂觀主義》一書。他斷言：“戰後的繁榮時期一經消逝，物價管製一旦取消，接著就會出現嚴重的不景氣現象”。結果，曆史又一次證明他的分析是中肯的。
米達爾揭露和批判一切不符合現實主義的東西。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他就對傳統的經濟理論進行了抨擊，40和50年代以後，其戰鬥精神更加煥發。他的《亞洲的戲劇：一些國家的貧困的研究》（1968年）和《反潮流經濟學批判論文集》（1973年）等著作集中反映了這一特點。他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完全不適用於不發達國家。他主張采用製度方法，對一個國家各方麵的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指出，“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社會體製下，不存在獨立的經濟、政治或社會問題。”
當然，米達爾的理論屬於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派，他的“現實主義”不可避免地帶有很大局限性。
1945年至1947年，米達爾就任瑞典政府貿易和商業大臣時，曾代表政府與社會主義的蘇聯進行貿易談判，他同財政大臣維格福斯同意向蘇聯提供商業貸款。消息傳出，輿論大嘩。但在他的堅持和推動下，“瑞蘇貿易協定”於1946年6月9日終於簽字。
當時，一位訪問者曾這樣描繪這位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他發出陣陣精彩的言論……是一位了不起的健談家。”
米達爾在學術研究上不辭勞苦，會遇有困難和危險是可想而知的，但當米達爾遇到這些問題時他並沒有退縮，而是以極大的勇氣和毅力，衝破重重阻力，戰勝了一個個艱難險阻，對自己所研究的東西做了相當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最終成為一人了不起的經濟學家。
李嘉圖道：“學問是苦根上長出來的甜果。”成功包含著黃連與蜂蜜，黃連在成功前吞咽，蜂蜜在成功後品嚐。如果你不願意吞咽黃連，那麼，也將不會品嚐到甜甜的蜂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