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這種使經濟政策數學化的嚐試，簡·廷伯根對“發展計劃”這個課題日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時，他越發感到繁忙的經濟行政工作成了重負，所以，在1955年，他辭去了荷蘭中央計劃局局長的職務，以便有充裕的時間用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計劃”問題。此後，他回到大學專門從事教學與科研。他在哈佛大學當過一年客座教授，接著被選為荷蘭經濟學學院新設的發展計劃講座的專職教授，1965年以後，這個講座又增添了“中央計劃國家經濟學”的內容。同時，在他的領導下，荷蘭經濟協會成立了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小組。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簡·廷伯根都在為把經濟計量學應用於“發展計劃”而努力。可以說，在他的整個科學研究活動中，是一步也沒有離開過數學的。
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簡·廷伯根作為一個比較嚴肅的經濟學家，看出了在世界不同國家中財富分配是極不平等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一直從各個方麵進行努力。他通過文章、著述和報告，通過會議和各種專家小組的工作，通過在國內外的講演反複宣傳應采取一項國際發展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他還十分詳盡地研究了發展中國家應該實施的中期計劃，提出了“分段計劃法”、“半投入——產出法”，為發展中國家確定“最優的”計劃模式和方案。
為了實現這些願望，簡·廷伯根先後擔任過印度、埃及、土耳其、蘇裏南、印度尼西亞、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政府顧問和歐洲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世界銀行的顧問，1966年至1974年還擔任過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的主席。他對聯合國《第二個十年（1971—1980）的國際發展戰略》的形成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應該說，簡·廷伯根的願望是十分美好的，但他提出的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應按照比較成本原則建立起國際分工，即發展中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和技術，發達國家發展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和技術的想法，卻是隻有利於發達國家而不利於發展中國家，是不可取的。盡管在一個時期內，發展中國家要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工業會有一定困難，但是，為了保證經濟的獨立和迅速發展，這是必不可少的。
此後，簡·廷伯根在1975年發表的《收入分配：分析和政策》，1979年的《重建國際秩序——向羅馬俱樂部的報告》，都一再呼籲要采取適當的國際發展政策，解決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狀況。
為了表彰簡·廷伯根50多年來在經濟計量學方麵，特別是在“發展和應用動態模式於經濟過程分析”中的貢獻，1967年他獲得了荷蘭的伊拉斯謨獎金，1969年同雷·弗瑞希一道獲得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肯鑽研、注重實際、持之以恒是邁向成功不可缺少的條件。簡·廷伯根雖然有天賦，但如果沒有敢於獨創和刻苦鑽研的精神，他也不會成功。正是他專心致誌，注重實際，孜孜以求，在個人品德方麵也是比較謙遜和不畏艱難，所以他才有機會站在高高的領獎台上。
著名的儒學大師荀況曾言道：“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這種光明最終是否能夠真正得到，是需要你具有鍥而不舍的毅力和善於思考、勇於創新的魄力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