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所住之處，為古羅馬廣場內大祭司的官邸。他從住處前往現在已不見蹤跡的龐培大回廊，隻能夠步行前往。因為依據愷撒所製定的法律，白日在市內，唯已婚婦女可使用馬車，緊急情況下的使者才能乘騎馬匹。此外，從愷撒住所到會場的距離雖然從直線距離來看不足一公裏，但是如果按照當時羅馬的城市模型複原圖來看，兩者的距離約為直線距離的兩倍。
按照羅馬當時的習慣，身居高位的人在“上班”時，會有地位較低的人到家中迎接，並陪同他一起前往會場。那天陪同愷撒從官邸前往會場的人是德奇姆斯·布魯圖。
無論是拉丁語中的“Idus Martiae”、英語中的“The ides of March”，還是意大利語中的“Idi di marzo”，對西歐人而言，隻要提到“3月15日”，都知道是愷撒遇刺的日子，這是無須多言的常識。因為在西方曆史上，這是首屈一指的富有戲劇性的一天。
而且，這一天的經過所衍生的各種版本，曆時逾久，反而變得比事實本身流傳更廣。譬如，愷撒之妻卡爾普尼婭的噩夢、占卜師“留意3月15日”的預言、從3月14日到3月15日徹夜不停地肆虐羅馬的暴風雨、古羅馬廣場突然聚集的大規模鳥群等。
古代史學家們的想象力，從一本正經地理性論述愷撒當中解放出來，對種種不祥之兆的描述，發揮出超人的想象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依據普魯塔克的《列傳》所衍生出來的莎士比亞的《愷撒大帝》。
不過，3月的羅馬氣候總是變化無常。愷撒的行動是不受任何事物影響的，更不必說是夢境、預言、鳥群等這些所謂的“征兆”。他並不是完全無視這些東西的存在。如果對國家的統治或者提高士兵士氣有所裨益，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利用。而且，他本人也擔任了羅馬宗教界的最高職位——大祭司一職。
不論是古代曆史學家還是現代的曆史研究者，大家都一致認為愷撒是個一流的合理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理性的人。
對這件事情有所敘述的古人遺作當中——除了西塞羅之外——全部都是希臘人的作品。
希臘人雖以追隨理性和追求真實聞名，認為理性是這世上獨一無二可以信賴的東西，但是一旦他們從這種理解中解放開來，就很容易轉向這種思想的反麵——即變得感性起來。而羅馬人——特別是愷撒——卻是完全不同的。因為他們認為，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理性，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感性。正因如此，他們認定兩者的均衡至關重要。人必須在兩者之間達成平衡。
能夠如此直指現實人心的，不止愷撒一人。西塞羅雖然在政治上與愷撒立場相異，但是他在這一觀點上與愷撒並無二致。無論是西塞羅遺留下來的書信，還是那些給西塞羅寫信的所謂”目擊證人“們，沒有一言一處提到過那些超現實的前兆和預言。
3月15日那天的事，並非是那些看見、聽見或知曉種種不祥前兆的預言的人所屏息守候的一起事件，3月15日隻是無數尋常日子中的一天。除了陰謀者之外，沒有人預料到這起突發性的慘案。所謂戲劇性，就是原本應該朝著非戲劇性的方向行進時，忽然形勢急轉直下，這樣才形成了事情的戲劇性。
對18日即將遠征帕提亞的愷撒而言，3月15日的元老院會議非比尋常。他不可能因為要陪伴無法成眠的妻子而缺席。因為這是他公布自己遠征兩年期間裏留守本土與各行省防衛和統治負責人名單的最後時機。對陰謀刺殺者而言，這也是他們的最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