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大興元年（公元318年）
先是，帝以離亂之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尚書陳亦上言：“宜漸循舊製，試以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奏議，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是為謹身奉法者失分，僥幸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
南渡之後，東晉司馬睿政權疑似積極於國家治理，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恢複選舉秀才、孝廉的製度。經明行修者為孝廉，看重的是德行，高才博學者為秀才；後漢為避劉秀的名諱，也叫茂才，看重的是才華。
首先，建康鋪開朝廷的攤子，部委編製一下來，必然要大量補充幹部；其次，通過這個製度的執行，可以大大增強東晉政權的正統權威；第三，恢複這個製度，應該也有安撫江南精英的考慮。總之，和“文革”後恢複高考的意義差不多。大亂之後，撥亂反正很容易獲取人心。
對東晉來說，當時有根據地，有遊擊區，有敵占區，即在平常，官缺也是有瘠有腴，何況戰時，靠近敵占區的某些領導崗位恐怕安全係數很低，所以，從民間選舉幹部，也有替士族高門貼心考慮的一麵。自從有了領導幹部必需帶班下井的規定，估計就會有一批領導從一般職工中選拔出來。
根據魏國最初的製度，孝廉每年每十萬人推舉一位，秀才則不按人口比例來，有則舉之。選秀舉孝是漢代的製度，晉沿漢製，同時也繼續實行“九品中正製”，選秀舉孝充實公務員隊伍，九品中正製推舉的上品充實領導層，大概如今天人事部門管一般幹部，組織部管領導幹部。
可能是幹部缺乏，也可能如史書所講，是司馬睿為了慰悅人心。最開始的選舉的秀、孝，不用考試，全部安排工作，後來陳上疏說：“皇上啊，這樣不行啊，沒有質檢把關，水貨太多啊。”司馬睿一聽也是，於是決定恢複舊製，選舉上考一下，然後根據成績安排工作。問題是司馬睿又畫蛇添足加了條規定：如果考試不合格，推舉他們的刺史、太守一律撤職。結果導致三年沒有人報名考公務員，這個規定讓主持基層選舉的地方官風險太大了。
古代也搞問責製，甚至有嚴格的連帶責任，但官場向來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下級糊弄上級，地方忽悠中央，各種連帶責任往往是落實不了的。
司馬睿一看不行，又要掉回頭來實行免試政策，主管這項工作的尚書孔坦（孔夫子後人）說：“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於戈載揚，俎豆禮戢（jí），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意思是十多年浩劫，到處武鬥，學校都慘遭打砸搶，到處盛行讀書無用論，家長也不關心學習，國家也不關心教育，現在突然要嚴格考試，恐怕有一定難度。
但是不考也不行，會失去公平，所以孔坦建議讓他們先回去上補習班，過若幹年再考試錄用。
《資治通鑒》讀到這段，銳圓哥哥查閱了一些資料，才知道從漢代選舉秀才、孝廉，其實就一直有考試這個環節，也可以叫“先選後考”，也就是說唐代開始的科舉，其實早有濫殤，科舉的特別之處是放低了準入的門檻，是“先考後選”。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幹部製度都是“先難後易”，就是晉身官僚隊伍比較難，混個幹部身份比較難，但是一旦進入門檻，以後混起來就比較容易，如果不捅大婁子，不犯嚴重錯誤，基本上就是終身製鐵飯碗。
過去我們把幹部入職的門檻設置在高考這個環節，各級國家機關都是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補充人員，隨著高等教育資源的大躍進式膨脹和人為擴招，大學畢業包不了分配了，這個門檻就後撤到公務員考試了，大學文憑（在官本位還吃香的時代）貶值是必然的。近三十年來，隻要民營經濟發展迅猛，社會上的機會多，官場的大門就相對冷清，甚至有“下海”的風潮；如果經濟發展放緩，大家就會往政府大門裏麵擠，吃官飯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在古代也基本上是這樣，國家實力上升的時候，官吏的人數少，效率高；國家實力走下坡路的時候，就像大船要沉，人們自然會往最高層擁擠。是盛世還是衰世，由此可以大致分別。
當然，古今都會對在職官吏進行考核，不過考核製度比考試製度更複雜更難標準化也就更難執行，考核最後都會簡化為上級給下級打印象分，做到公平很難，做到腐敗很易。